在王維生活的盛唐時代，中國佛學已經發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階段。當時，不僅天台、三論、唯識諸宗已經具備完整的理論體系，華嚴與禪宗也確立了相當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維與禪宗的關係當然最爲密切，據其所撰的《請施莊爲寺表》說，他的母親“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疏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據考證，這位大照禪師就是神秀的嫡傳高足弟子，北宗禪七祖普寂。開元十七年，未滿三十的詩人正式拜在道光禪師門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這位道光禪師也是一位北宗中人。開元二十八年，王維在知南選的途中與南宗禪大師神會相遇於南陽臨湍驛，這次會見，對王維影響極大，據《荷澤神會禪師語錄》記載：“於時王侍御（指王維）問和尚言：若爲修道得解脫？答曰：衆生本自心淨，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脫。王侍御驚愕雲：大奇。曾聞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說。乃爲寇太守、張別駕、袁司馬等曰：此南陽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議。寇太守雲：此二大德（指神會與北宗禪僧惠澄）見解並不同。王侍御問和尚，何故得不同？答曰：今言不同者，爲澄禪師要先修定以後，定後發慧，即知不然。今正共侍御語時，即定慧俱等。……王侍御問：作沒時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體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見不可得體，湛然常寂，有恆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學。”由於傾心服膺於南宗禪法，王維又應神會之請爲禪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寫了《六祖能禪師碑銘》，使之成爲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維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詩人中，“第一個出來吹捧南宗學說的人”。
由於追求“湛然常寂”的境界，王維在詩中一再宣稱“一悟寂爲樂，此生閒有餘”。（《飯覆釜山僧》）在孤獨與寂寞中，他寧心靜性地觀照物象，了知諸法性空的般若實相，走進自己最熱愛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獲得與天地、宇宙最親密和諧的接觸。就在這種禪境之中，宗教體驗竟與審美體驗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從而誕生了許多既富有哲理深意而又無比優美的藝術意境。
作爲宗教實踐、宗教體驗而言，王維的“以寂爲樂”、“知悟勝事”，是與禪觀修習法門聯繫在一起的。全部佛學即包括戒、定、慧三學，修持者必須三學齊修，缺一不可。其中定學一門，多強調止觀雙修，即在修定之時，必須輔之以觀想，方可達到目的。早期傳入中國的安世高禪學倡導的多半是小乘禪觀，主要在於觀空、觀苦、觀諸行無常和諸法無我，具體有修“不淨觀”、“數息觀”等法門，如不淨觀想象衆生身體各處的穢污不潔；數息觀則閉目凝神，端坐不動，心如止水，默數自己的呼吸出入；還有修“四念處”禪觀的，即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這些禪觀，由於有導致修行者悲觀厭世，停息一切心識活動的傾向，所以被大乘禪學斥之爲“沉空守寂”，非是至道。與小乘禪學不同，大乘禪觀強調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真空妙有，實爲不二。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便說：“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中國佛學主要是沿着印度大乘一派發展的，所以在禪觀方面也不主張一心唯作苦空觀想，而是真有兩邊，雙遮雙照。如天台宗提出的“一心三觀”“三諦圓融”，三論宗提出的“八不中道”“二諦圓融”，禪宗提倡的“定慧等學”，都有強調禪觀不能脫離世相，不能脫離實際生活本身的意思。王維作爲一位虔誠奉佛者，對中國佛學尤其是禪宗南北二宗的禪法，不但有很深的領會，而且也有認真的踐行。他早年與北宗禪有較多的接觸，對那些“閒居淨坐，守本歸心”（淨覺《楞伽師資記》卷一）的禪法很是傾心，在爲北宗禪大師淨覺撰寫的《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塔銘》中還盛讚淨覺安居坐禪能達到“猛虎舐足，毒蛇薰體，山神獻果，天女散女，澹爾宴安，曾無喜懼”的境界。以後，他接觸到南宗禪，對那種真空妙有兩不相妨，“擔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禪法更爲佩服。如由他撰寫的《六祖能禪師碑銘》就說道：“無有可舍，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愛。……至人達觀，與物齊功，無心舍有，何處依空。不着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在這裏，王維主要是談了“空”與“有”之間的辯證關係。由此看來，王維的禪學觀是既包含了“閒居淨坐”的北宗禪法，也包括了“至人達觀，與物齊功，無心舍有，何處依空”的南宗禪法。將這兩種禪法結合起來，就形成了王維特有的“以寂爲樂”、“空有不二”的禪觀修習方式?。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