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是主張個人從屬於社會，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團、民族和國家利益的一種思想理論。下面小編想跟大家談談中國式集體主義。

熟人社會的關鍵：成爲“我們”

中國被稱爲熟人社會，我們在做事前，最好要找人、拉關係。這種拉關係，其實就是透過熟人將你接納到別人的自我中去。沒有做到這一點前，別人可能對你冷冰冰，做到這一點後，別人對你的態度會好很多。這是一種自然的轉變，意味着你從一個陌生人進入了“我們”的共生關係中。

這其實暴露出了我們國人作爲巨嬰的一個特點。

不自覺的的進行劃分，自我疆界內的，就是好的、善意的;自我疆界外的，就是壞的、敵意的。

處於共生心理的人，必須不斷劃分“我們”和“他們”。我們就是好的，他們就是壞的，需要防備。我們的一切存在方式(例如習慣等)都是好的，他們的一切存在方式都是異端。如此一來，不管我們的自我疆界延伸到哪裏，都是在追求共生。

理想狀態就是超越共生心理，這時候世界就變成了“我們”和“你們”：我們的存在是合理的，你們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我與非我

用更準確的話來說，對於嬰兒和巨嬰，共生還意味着：世界並不是我和你，而是分裂成我和非我。

將世界分裂爲我和非我，是很嚴重的現象。——你屬於“我”，我們在一個共同體內，要不然，你就是“非我”、“非人”。我完全感受不到你和我是同樣的生物。相反，我會覺得你是敵人，又因爲你是“非人”，所以我攻擊你的時候毫無心理障礙。

舉一個實例：

2013年，61歲的廈門男子陳水總在當地製造公交縱火案，燒死47人，重傷幾十人，因爲有報道稱，陳水總多次找相關部門，但遇到了阻礙，纔會做出這種行爲。於是，網上竟然出現了一片同情之聲，甚至將其視爲英雄。

或許部分人覺得，自己也是社會權力體系的 ，所以對陳水總抱以病態的同情。

可陳水總的心理令人納悶，既然他對權力部門不滿，爲何不將憤懣對準他們，反而轉向公衆?

陳水總自以爲是權力體系迫害了他，實際卻是他一直在仇恨整個外部世界。

社會權力體系的公信力有很大問題，政府的任何解釋都令人懷疑，但民間的社會想象系統也很有問題，總有強烈的被迫害感，如果有任何悲劇發生，最讓人接受的解釋就是：這是權貴幹的。即，一個掌控一切的迫害性系統製造了一切問題，受害者都是很可憐、很正確的。

陳水總事件後，網上的類似解釋總能贏得一片贊同。

現在對於很多人而言， 已本能的將社會權利體系視爲“他們”，而將任何挑戰權利體系的人視爲“我們”，於是不分青紅皁白的對“我們”施以同情。

不要輕易背叛“我們”

共生心理驅動下，發生緊急事件時，我們常常不會首先關注事件本身，而是首先區分“我們”和“他們”——即共同體內部，共同體外部。即便事實上你錯了，可你是“我們”的.人，那就支援你，如果你是“他們”的人，就攻擊你。(比如王治郅“背叛”籃協事件)

不要自絕於“我們”，這是中國式生存之道。

哪怕事件再緊急，如果想不得罪共同體，最好不要急於去和“他們”建立聯繫，不要向“他們”求助。

作爲中國人，我們深切懂得這一哲學。所以當羣體事件發生後，懂規矩的國人都儘可能不和外國媒體打交道。

這是可怕的中國式政治，懂得這一點的人，會在緊急事件發生時先區分敵我，然後才解決問題。否則，你會發現，一旦得罪了你所在的共同體，那麼整個共同體都會對你採取敵對措施。

巨嬰們玩的家庭政治，就是這麼一個玩法：低級、複雜、極端、可怕。

只有“我們”，不能有“我”

集體主義，一言概之——只有“我們”，沒有“我”，也沒有“你”。

可以說集體主義可以形成這樣一個道德意識：爲集體努力是對的，反集體就是錯的，特別是，想彰顯個人主義的更是大錯特錯。

在我們這個文化下，如果你有理智，就不要直接彰顯自己的私慾和自我中心。集體主義集體中，你必須低調。除非用一種方式高調——成爲中國式好人(你的所作所爲都是爲了集體和別人)。

正因爲此，陳遊標可以秀付出和奉獻，而王治郅只能淪爲大逆不道。

集體主義環境下，個人的身，必須奉獻給別人或集體，這樣才叫仁，才被承認。如果有私心，必須低調，在黑暗中給自己謀取什麼。

由此導致的，就是表面上大家都講仁義，而私慾卻氾濫成災。

集體主義社會，滿足的，其實就是大家長一個人的巨嬰式的全能自戀。

共生心理中，表面上的一個表達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所以“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一切都是我們的”。可實際上到底是誰在支配我們的資源?自然是大家長，或者集體中相對有權利的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