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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傳媒文化中“審醜”現象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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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文化包括,歷史人文,直播,電視,電影,電臺,報紙,文化,博客,SUNTV,網絡等等,有別於傳統的書籍文化及承傳文化的単一性。

當代傳媒文化中“審醜”現象芻議

摘要:“審醜”現象出現在傳媒文化中對大衆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對公衆的認知和審美有着巨大的改變。針對這一現象,從美學理論中的審美範疇、審美意象等關鍵詞入手對其進行分析,試圖從學理的角度分析其產生的原因以及針對此現象應當採取的策略,希望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精神價值建構起到一定的作用。

關鍵詞:審美意象;傳播節制 ;“審醜”氾濫

任何一項研究都有所謂的範疇界定,傳媒文化也不例外。英國學者威廉斯對於文化的界定更傾向於文化是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而作爲社會的容器、社會文字和文化的媒介成爲現代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傳媒文化作爲一種文化形態,其技術的更新與改變帶給人們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美國學者波斯特認爲:新的資訊方式和電子媒介交流能夠從根本上瓦解理性自理個體的形象,人們從此可以將自我視爲多重的、可變的、碎片化的,某種完全嶄新的整體的或真實的後現代自我正在建構中①。

媒介在傳播資訊中呈現出以“審醜”爲表徵的傳播文字,這種文字現象與傳媒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價值,因此傳媒文化呈現出明確表徵,即在現代社會建立在消費性基礎之上的傳媒文化本身就體現出娛樂性、狂歡性、反建構性、後現代性、開放性等特徵,深入研究這類文化對理解文字對受衆意識形態趨勢有着非常意義。“當代傳媒文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一、傳媒文化中“審醜”現象茲行

“審醜”本是一個經典的美學概念,在美學理論的自身發展中經歷着由邊緣走向中心的歷程,當波德萊爾開創現代主義美學之時,陀斯綏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也在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作爲李斯托威爾眼中的“近代精神的一種產物”,“審醜”現象的產生幾乎就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

葉朗先生在其《美學原理》中就將“醜與荒誕”與“優美與崇高”、“悲劇與喜劇”、“沉鬱與飄逸”、“空靈”共同納入到了審美範疇中。“醜與荒誕”的出現不是客觀的物理性存在,而是情景融合的意象世界。無論亞里士多德還是李斯托維爾,“醜”作爲一種審美形態已經出現在人類的精神世界。近代以來,由於社會化文化和人們的審美觀念發生的變化,“醜”以另一種姿態吸引了人們的關注。到了大衆傳媒文化時代,“醜”的內涵沒有變,但外延卻被毫無節制地無限擴大,甚至佔據了主導地位。

“拜金女”馬諾、獲寶馬後悔婚的孫雅莉、牀照被曝光的樑爽成爲真實社會和虛擬社會討論的熱點人物,佔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和首要位置。隨着奧運聖火來到中國,醜態百出、狀況不斷的競技類“闖關節目”也着實的在各大衛視火了一把。起初的豪言壯語、隨後的滑稽跌倒、再來的落水瞬間、最後是美女與帥哥走光的畫面,都能贏來呼聲一片。當“全民健身”的口號變成空談,公衆的關注從運動變成了“走光者”。“廣而告之”的口號一直在摧殘着廣大公衆的神經,時下流行廣告“比的是尺度、拼的是雷人”,他們已不再滿足於摧殘神經而是改爲迫害心靈來吸引公衆的眼球。還記得那個“鼠鼠鼠、牛牛牛、虎虎虎、兔兔兔......”12生肖每個念3次的廣告嗎?“洗洗更健康”一句大家耳熟能詳出的廣告詞,儘管代言人已經多次的改朝換代,但看的公衆真是雲裏來霧裏去的;“今年過節不收禮,收禮只收XXX”這句紅遍祖國大江南北的廣告詞再加上銀幕上最“欠扁”的一對卡通男女想不讓人印象深刻都難。網絡上的“XX姐姐”們、“XX娘”們,還有名人帶來的“XX門”事件也成爲排行榜上的熱點事件。縱觀當下,傳媒文化、消費文化甚囂塵上,娛樂精神鋪天蓋地。“芙蓉姐姐”、“鳳姐”、“犀利哥”、“小月月”,可謂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生、旦、淨、末、醜”五味俱全,從而組成傳媒文化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二、傳媒文化中“審醜”現象的成因

傳媒文化中的“醜態”也不是近段時間出現的,人們將其作爲研究對象往往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同時也是對不斷演變的社會現實的一種理性跟進和迴應。前人研究主要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其進行論述,而本文則根據美學的相關理論從學理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

傳媒文化中的“審醜”現象應當也不是一個靜態事物,“醜”作爲審美意象之所以出現在人類世界中必然有其一定的原因。有些學者認爲“善隱藏着惡、醜包含着美,只要是使人感到驚異,都可以成爲美的源泉。”郭宏安:《惡之花》,灕江出版社,第5頁,1992年版“非美以至醜的對象日益容易變爲審美對象,這既是反映現實世界中的美的領域的擴大,也是表現心靈世界中審美能力的提高。”《美學》第三期,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審醜”現象既然存在就必定有它的合理性,對於社會就具有一定的價值。那麼,它的動態發展呈現什麼樣的規律,背後的動因是什麼?本文認爲是“醜”的審美價值。

通常人們認爲“醜”作爲“美”的襯托與對照出現,如果將生活中“醜”透過“藝術化地表達與呈現”可以作爲一種另類的“美”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隨着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浸染到藝術表達的領域中,引起人們注意的就不僅僅有優美、崇高,而且還有了“醜”這樣的生活體驗。人們也發現其實“醜”的存在才構成了世界的完整,於是,種種“怪咖”出現在當下的傳媒中,構築了“另類”文化。受衆更是對這種新奇的現象投去了足夠關注的目光,而收視率、點擊率這些能夠保證經濟收入的要素成爲傳媒商家追逐的目標。相親節目熱播而迅速“走紅”的人物本着“沒有最醜只有更醜”的原則和露骨犀利的言語、惡俗物質化的價值觀成爲街頭巷尾的談資。

隨着個性、風格等詞彙大量涌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傳播者也越來越重視觀察和呈現人個性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醜”往往更具有代表性。李斯托維爾說“這種醜的對象,經常表現出奇特、怪異、缺陷和任性,這些都是個性的明確無訛的標誌;經常表現出生理上的畸形、道德上的敗壞、精神上的怪癖,這些都是使得一個人判斷不同於另一個人的地方。總之,醜所表現出來的不是理想的種種典型,而是特徵。”李斯托維爾:《近代美學史評述》,第23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於是原本被譽爲“公共領域”的網絡媒體也成爲“個性化”表達與狂歡的場所,被惡俗之風籠罩着,未能倖免。在 “芙蓉姐姐”、“鳳姐”開闢的“康莊”大道上,裸模“蘇紫紫”、“HOLD姐”、“度娘”等網絡紅人前仆後繼的涌現,而由“豔照門”引起的“車震門”、“獸獸門”等各種門的新聞事件也是層出不窮的出現在公衆面前。滑稽的表演,大膽的裸露,悽慘的身世這些都是成名要具備的必要條件,沒人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麼,公衆和媒介早已在探求新聞真相的過程中獲得了滿足。這些所謂“個性”的表述往往成爲“另類”的呈現。這些景象正是印證了羅丹的話:“自然中認爲醜的,往往要比那些美的更顯露出它的性格。”《羅丹藝術論》,第23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版

“醜感”是一種痛感。施萊格爾就認爲“醜就是惡的令人不愉快的表現”鮑桑葵:《美學史》,第390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谷魯斯也說,醜感就是進階的感官感到不快。但李斯托維爾認爲:“醜感是一種混合的感情,一種帶有苦味的愉快,一種肯定染上了痛苦色彩的快樂”李斯托維爾:《近代美學史評述》,第23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這種論述相對全面,尤其是面對傳媒的對象,不同的人,不同的視角欣賞出來的既有“快樂”,也有“痛苦”,呈現出“橫看成嶺側成峯”的別緻景觀。“9歲博覽羣書,20歲達到頂峯。現在都是看社會人文類的書,如《知音》、《故事會》……往前推三百年,往後推三百年,總共六百年沒有人超過我。我在家樂福超市工作,世界500強”此語出自一個名叫羅玉鳳的姑娘之口。她在上海陸家嘴附近發徵婚傳單,條件是“必須爲清華北大碩士、身高1米76到1米83”。 此事經網絡曝光後,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網友稱她爲“鳳姐”,並打出口號“信鳳姐,得自信。”鳳姐一出,雷倒衆生。有人認爲她是譁衆取寵、大言不慚、趣味低下;有人又在爲其歡呼,說“連工作都沒有找到人有什麼資格嘲笑在世界500強工作的鳳姐”。各種漫天的謾罵聲與糾扯不清的爭辯聲充斥社會大街小巷。但拍寫真、整容、上節目、接廣告,鳳姐卻忙得不亦樂乎。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本文所界定的“審醜”並不是將其與“娛樂”一詞畫上等號,概念的差異得到細緻的清理再進行論述更爲貼切。“醜”強調的是傳播文字,“娛樂”強調的是文字的功能,因此,傳媒將其何種“文字”進行傳播以起到“娛樂”的功能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作爲大衆文化中影響力最大的傳媒文化,理所應當地成爲大衆文化最佳表徵。文化的傳承纔是一個國家永不消亡的根基。一個國家推崇什麼樣的文化,將影響着這個國家走向什麼樣的道路。當媒體宣傳的功能逐漸被惡俗文化所取代,當新聞本身離真實性漸進漸遠,當公衆被荒誕輿論綁架的現象成爲一種常態,傳媒文化趨於低俗化已成爲不可逆轉的必然結果。環境造人,如果有一天媚俗的傳媒文化已經融入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公衆對他的態度已從謾罵轉變爲麻木,那將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正如葉朗先生說的“在歷史和人生中,光明面終究是主要的,因而醜在人的審美活動中不應該佔有過大的比重。”葉朗:《美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62頁,2011年版

三、傳媒文化中“審醜”現象的應對策略

阿爾都塞式的媒介理論傾向於視文字爲受衆主體反應的唯一決定因素,媒介影響受衆歸根結底是文字影響受衆。因此,對於傳媒文化中的“審醜”現象,本文認爲不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需要從宏觀上進行把握,對其深入分析從而形成規律性認識,這樣才能對傳媒實踐產生必要的意義。“審醜”文化之所以囂張跋扈,不可一世,就是打破了固有的傳統審美理念,敢於突破嘗試,用強大的行動力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但是這些道路是以經濟利益爲馬首是瞻的產物,因此,若要抑制住此種現象就必須從傳播者入手,做到在源頭進行控制,拋棄“使用與滿足”的傳播理論,及時糾正錯誤的輿論導向,扭轉失衡的價值觀以及變形的社會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