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儒學來講，理想人的培養和和諧家庭的建立畢竟只是爲達到最終目的——治國平天下——鋪平了道路，要使國泰民安、歌舞昇平的景象出現，根本上還需要現實政治的努力。
天下統一，政治清明；上下有分，等級有序；尊賢禮士，君仁臣義；君民同樂，輕斂薄賦：這既是儒學家們憧憬、瞻望的理想社會的格局，也是他們終身倡導，甚至“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現實政見和主張。
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張，嚴格地說，只是一種管理社會的理想。而儒家所憧憬和企求的理想社會，便是一個安定、和諧與統一的治平之世。從孔子的天下歸仁、近悅遠來、“四海之內皆兄弟”，孟子的政治清明、君民同樂、百姓“親睦”，到荀子的上下協調、“羣居和一”“四海之內若一家”等等無不構畫出一幅社會穩定和諧的美妙藍圖。
先秦儒家這種從仁學的基點出發建構而成的美好社會的圖景，到了秦漢之際，便自然地發展爲“大同”理想。
“大同之世”顯然是對原始社會的帶有理想化成分的`描述，但它表達了儒家對這種理想社會的嚮往，它抓住了“天下爲公”這一公有制社會的本質特點，肯定了原始民主、平等和互愛互助的人際關係，爲後來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份極有價值的思想資料。
儒家在提出“大同”理想的同時，從社會現實出發，又肯定“大道既隱”，“天下爲公”已被“天下爲家”所代替。出現了財產私有，“貨力爲己”的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宗法教度，人們“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官爵、財產世世代代相沿襲，形成君臣、父子、夫婦的等級關係，於是，便有必要“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維護宗法等級秩序，區分尊卑上下貴賤的禮義制度，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儒家把這種需要用禮義制度、道德規範來調整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社會稱之爲“小康”社會，並認爲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的，這實際上是肯定了孔孟所倡導的禮義之治的歷史必然性，亦表達了儒家的較低一層次的社會理想。
然而，不僅“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是一個烏托邦，就是“天下爲家”的“小康”社會，以仁義爲法則來協調一切人與人的關係，也具有一定的空想色彩。孔孟學說的遭遇就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孔孟提倡的重德治教化，省刑去罰，一方面固然有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減輕受剝削壓迫的程度，從而對發展經濟和實現社會的穩定和諧產生積極的影響，表現出較多的人民性和歷史遠見。但另一方面，這種善良的願望和主張卻不符合統治者急功近利的現實需要，擴大疆域，稱霸諸侯，一統天下，需要的是暴力、酷刑等更爲有力的，現實的手段。
於是，我們便可以看到，儒家這種以仁學爲基礎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理想，其本身的內容和特點就決定了它在中國二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特殊的歷史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