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傳統中,人類精神總是呈現爲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二重變奏。意識形態是爲社會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據的觀念體系,它以各種方式來證明當下現存的社會秩序具有永恆性,即使還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也是可以透過自我調節來克服的。意識形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們認同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境遇,承認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從而使現存社會系統儘可能地不發生根本性變化。與之相反,烏托邦則是以否定或者懷疑現存社會爲前提的,它總是指向某個超越於現實存在的境界或領域,並且對當下的社會存在具有某種批判性。烏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會系統發生變化,儘管並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給出的方向來變化的。
一般說來,那些堪稱經典的文學作品都是人類烏托邦精神的顯現。正是因爲不滿足於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們纔會透過文學創作來實現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爲文學作品呈現出某種超越的境界或意義,可以滿足人們超越現實的心理需求,人們纔會將其奉爲經典。席勒認爲文學具有彌合被不合理的現實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馬爾庫塞堅持文學的審美價值在於在異化的社會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從而爲生活藝術化的社會之到來做預演……這些觀點都是基於同樣的預設,即文學藝術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烏托邦精神。因此,所謂文學經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夠充分展示特定時期人類烏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說烏托邦乃是人類精神之夢,那麼,文學經典也就是人類之夢的話語顯現。
但是,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烏托邦、人類精神之夢等等無一例外地都是性範疇,因此,對它們的理解及其內涵的界定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這樣一來,烏托邦與意識形態之間就常常呈現出相互轉換的關係。例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曾經是資產階級烏托邦精神的核心話語,曾經激勵資產階級聯合廣大被壓迫階級起來推翻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但是當資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以後,這些概念便轉化爲爲資產階級統治提供合法性的國家意識形態了。同樣,作爲人類精神之夢的話語表徵,文學經典也具有歷史性,絕對不是超越歷史的永恆之物。隨着文化歷史語境的變化,昔日的文學經典遲早會受到冷落直至被棄置不顧。
二
如前所述,隨着文化歷史語境的變遷,文學經典的地位遲早會受到挑戰,而且,社會文化變化程度越大,這種挑戰也就越嚴重。就而言,“五四”時期,唐詩、宋詞這些經過千百年考驗的文學經典被視爲“貴族文學”、“隱逸文學”、“山林文學”而受到貶斥。相反,倒是雜劇元曲、《西廂記》、《紅樓夢》之類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壓制排擠的文學作品漸漸被奉爲圭臬,成爲新的文學經典。隨着社會文化劇烈變革時期的結束,舊經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昔日的魅力,新經典也繼續受到人們推崇——這種現象說明,儘管在文學經典的譜系中會常常出現新成員,但原有經典卻很難被完全遺忘。
但是,今日文學經典所面臨的挑戰卻較之“五四”時期更爲嚴峻。“五四”時期文學經典所面對的挑戰主要是來自西方價值觀念與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衝突,隨着這兩種價值觀被重新整合爲一種新的價值觀念,文學經典面臨的挑戰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減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學經典,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舊經典,還是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經典,抑或是外來的洋經典,都面臨着一個空前強大的對手的挑戰,這就是大衆文化。大衆文化對於文學經典的衝擊是史無前例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大衆文化以其無可比擬的娛樂性功能將文學經典擠出了人們的業餘時間。在圖像文化遠不如書寫文化發達的,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曾經長期承擔着知識階層業餘消遣的功能。然而在今天,電視呈現給人們的圖像作品層出不窮,舉凡古今中外曾經有過的藝術類型或風格,無論是雄渾豪邁的,還是淡遠飄逸的;無論是清新自然的,還是華麗綺靡的;無論是含蓄蘊藉的,還是古樸直白的;無論是金戈鐵馬的,還是曉風殘月的;無論是哀婉悽迷的,還是詼諧滑稽的……簡直是應有盡有,足堪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電視機佔領了人們大部分的業餘時間,閱讀文學經典的時間就所剩無幾了。更有甚者,即使還有一些時間留給了閱讀,卻又冒出了許多偵探的、武俠的、科幻的、個人隱私的等等文字書寫來與文學經典展開競爭。毫無疑問,對於絕大多數青少年讀者而言,此類作品的吸引力是遠遠超過那些經典的。於是文學經典就成了某類特殊人羣(文學者、中文專業的大學生等)不得不讀的“專業”書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