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文學經典 大衆文化
一
在傳統社會中,人類精神總是呈現爲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二重變奏。意識形態是爲社會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據的觀念體系,它以各種方式來證明當下現存的社會秩序具有永恆性,即使還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也是可以透過自我調節來克服的。意識形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們認同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境遇,承認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從而使現存社會系統儘可能地不發生根本性變化。與之相反,烏托邦則是以否定或者懷疑現存社會爲前提的,它總是指向某個超越於現實存在的境界或領域,並且對當下的社會存在具有某種批判性。烏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會系統發生變化,儘管並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給出的方向來變化的。
一般說來,那些堪稱經典的文學作品都是人類烏托邦精神的顯現。正是因爲不滿足於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們纔會透過文學創作來實現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爲文學作品呈現出某種超越的境界或意義,可以滿足人們超越現實的心理需求,人們纔會將其奉爲經典。席勒認爲文學藝術具有彌合被不合理的現實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馬爾庫塞堅持文學的審美價值在於在異化的社會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從而爲生活藝術化的社會之到來做預演……這些觀點都是基於同樣的理論預設,即文學藝術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烏托邦精神。因此,所謂文學經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夠充分展示特定時期人類烏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說烏托邦乃是人類精神之夢,那麼,文學經典也就是人類之夢的話語顯現。
但是,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烏托邦、人類精神之夢等等無一例外地都是歷史性範疇,因此,對它們的理解及其內涵的界定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這樣一來,烏托邦與意識形態之間就常常呈現出相互轉換的關係。例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曾經是資產階級烏托邦精神的核心話語,曾經激勵資產階級聯合廣大被壓迫階級起來推翻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但是當資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以後,這些概念便轉化爲爲資產階級統治提供合法性的國家意識形態了。同樣,作爲人類精神之夢的話語表徵,文學經典自然也具有歷史性,絕對不是超越歷史的永恆之物。隨着文化歷史語境的變化,昔日的文學經典遲早會受到冷落直至被棄置不顧。
二
如前所述,隨着文化歷史語境的變遷,文學經典的地位遲早會受到挑戰,而且,社會文化變化程度越大,這種挑戰也就越嚴重。就中國而言,“五四”時期,唐詩、宋詞這些經過千百年考驗的文學經典被視爲“貴族文學”、“隱逸文學”、“山林文學”而受到貶斥。相反,倒是雜劇元曲、《西廂記》、《紅樓夢》之類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壓制排擠的文學作品漸漸被奉爲圭臬,成爲新的文學經典。隨着社會文化劇烈變革時期的結束,舊經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昔日的魅力,新經典也繼續受到人們推崇——這種現象說明,儘管在文學經典的譜系中會常常出現新成員,但原有經典卻很難被完全遺忘。
但是,今日文學經典所面臨的挑戰卻較之“五四”時期更爲嚴峻。“五四”時期文學經典所面對的挑戰主要是來自西方現代價值觀念與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衝突,隨着這兩種價值觀被重新整合爲一種新的價值觀念,文學經典面臨的挑戰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減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學經典,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舊經典,還是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經典,抑或是外來的洋經典,都面臨着一個空前強大的對手的挑戰,這就是大衆文化。大衆文化對於文學經典的衝擊是史無前例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大衆文化以其無可比擬的娛樂性功能將文學經典擠出了人們的業餘時間。在圖像文化遠不如書寫文化發達的時代,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曾經長期承擔着知識階層業餘消遣的功能。然而在今天,電視呈現給人們的圖像作品層出不窮,舉凡古今中外曾經有過的藝術類型或風格,無論是雄渾豪邁的,還是淡遠飄逸的;無論是清新自然的,還是華麗綺靡的;無論是含蓄蘊藉的,還是古樸直白的;無論是金戈鐵馬的,還是曉風殘月的;無論是哀婉悽迷的,還是詼諧滑稽的……簡直是應有盡有,足堪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電視機佔領了人們大部分的業餘時間,閱讀文學經典的時間就所剩無幾了。更有甚者,即使還有一些時間留給了閱讀,卻又冒出了許多偵探的、武俠的、科幻的、個人隱私的等等文字書寫來與文學經典展開競爭。毫無疑問,對於絕大多數青少年讀者而言,此類作品的.吸引力是遠遠超過那些經典的。於是文學經典就成了某類特殊人羣(文學研究者、中文專業的大學生等)不得不讀的“專業”書籍了。
其次,大衆文化以其巨大的解構功能摧毀了文學經典的神聖性。大衆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蔑視權威,蔑視經典,善於用一種插科打諢的態度輕輕鬆鬆地將某種神聖的東西置於被嘲笑的境地。例如,在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和馮小剛的賀歲片系列中,古今中外,無論是神佛的莊嚴寶相還是聖賢的醒世箴言;無論是客觀無僞的科學知識,還是神聖嚴肅的道德信條,一律可以作爲笑料而用之。諸如反諷、戲擬、隱喻、誇張等修辭手法,在這裏都變成了解構經典的有效手段。在大衆文化面前,文學經典就像一個自尊自貴的書生面對一羣潑皮無賴的頑童一樣束手無策。
另外,大衆文化的可怕之處還在於,它並不像以往文化變革時期所發生的情形那樣,透過改變價值觀念來貶低舊經典,確立新經典,而是並不樹立敵人,毫無競爭的姿態,甚至還公然將文學經典作爲自己的資源來肆無忌憚地瘋狂吸取。古代的文學名著早已改編殆盡了,略有些奇聞軼事的歷史人物也相繼被搬上了熒屏。大衆文化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一樣吞噬着一切可資利用的東西,在它面前文學經典顯得是那樣弱不禁風。
當然,事情總是有兩面性的,大衆文化在摧毀文學經典神聖地位的同時,也無形中擴大着文學經典的影響面。以往只有受過較高程度教育的知識分子才能掌握的有關歷史的、文學的、哲學的、審美的知識,也會透過大衆文化而爲廣大百姓所瞭解。這表明,大衆文化的社會文化功能是十分複雜的,不能簡單輕率地予以評判。要真正弄清楚文學經典與大衆文化的複雜關係,還應該深入到對文學經典是如何形成的追問之中。
三
如前所述,文學經典是一種歷史性的文化現象,它必然與特定的社會結構相關聯。同時,作爲一種精神產品的生產與傳播現象,文學經典的形成必然與知識階層的整體狀況直接相關,因此,從知識階層的身份或社會角色角度考察文學經典的形成軌跡不僅是適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從客觀效應而不是主觀動機角度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爲,以往的一切文學經典都可以看做是獲得文化領導權的那個特定知識階層或精英集團價值觀念的顯現,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他們具有特權地位的社會角色與文化身份的自我確證方式。
讓我們來看看《詩經》是如何成爲經典的。首先,這部古代詩歌總集被儒家士人推崇爲“道”的載體,而“道”正是古代士人階層所奉行的價值觀念的共名,因此,也是士人階層社會身份合法性的最終依據,即“道”實際上是文化領導權的象徵性符號。孔子以降,以儒家爲代表的士人階層把爲天下制定價值規範,即充當天下的“立法者”作爲自身社會角色的基本定位。《詩經》既然是“道”的文字形式,當然就在整個士人文化的語境中成爲不容置疑的經典。反過來說,《詩經》成爲經典也就意味着士人階層擁有了文化領導權。
如果說從先秦至兩漢文學經典的形成主要與士人階層政治身份和意識形態的自我建構直接相關,那麼,魏晉六朝以降,隨着文學漸漸成爲具有獨立性的精神活動,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這一時期,中國古代精神文化的各個門類都呈現出獨立化、成熟化的趨勢,這意味着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業已獲得穩固地位的士人階層,因爲各種內在與外在的原因開始向着純精神空間拓展了。對精神空間的拓展在客觀上使這個已然獲得文化領導權的知識階層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其領導者身份。如果說玄學是在形而上領域確立他們的話語權,清談是在交往方式與時尚方面強化他們的特殊社會地位,那麼,詩文書畫等文學藝術活動則是在審美層面上凸現他們的精神貴族品位。這些精神活動的共同效應是使知識階層與社會其他階層,也包括靠武力獲得政權的統治集團區別開來,從而彰顯其對於精神文化領域不容置疑的絕對領導地位。詩文書畫的“雅化”追求與玄學的探賾索隱一樣都是這個階層自尊自貴的有效手段。實際上,只要某個社會存在着一個知識精英階層,文學就自然而然地成爲這個階層的身份性標誌。
雖然六朝時期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士族文人是貴族化了的士人,與漢代以及隋唐以後的士人階層有所不同,但是,他們拓展出來的精神空間卻爲後世士人所接受,而且,他們也同樣把文學藝術作爲自身特殊社會身份的標誌。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經典也必然是那些最能夠體現士人階層身份特徵的作品。由於兩千多年中士人階層的社會角色與文化身份有着明顯的一致性,因此,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文學經典也具有某種穩定性。這就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似乎經典是由文學作品自身的因素決定的,可以超越於歷史之上。然而,只要認真看一看“五四”以來近百年間不斷出現的對經典的重新選擇與確認,我們就不難看出經典與文化歷史語境的密切關聯,也不難看出經典與言說者社會角色與文化身份之間的緊密關係了。
但是,事情依然有更復雜的一面,文學經典本身難道沒有某種可以超越歷史性限制而爲人們普遍認同的因素嗎?例如唐詩宋詞,過去曾經是古代知識階層的身份性標誌,可是現在依然爲人們所欣賞。對於這種現象可以這樣來理解:從具體的社會邏輯來看,文學經典的確具有確證獲得文化領導權的知識階層社會身份的客觀效應;但從文化邏輯角度看,文學經典又是人類探索並展現精神世界的產物。正是後者使之具有某種超越歷史語境的可能性——只要人類精神上還存在某種相通性,那些深刻而巧妙地展示了精神世界的文學作品就會具有存在的合法性,這也許就是馬克思所驚歎的古希臘神話與史詩“永久魅力”的奧祕之所在。隨着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今人與古人之間的那種“相通性”會越來越小,與之相應,以往文學經典的藝術魅力也必然會越來越小。從理論上講,任何審美趣味與評價標準都具有歷史性,就其產生並獲得主導地位而言,必然與某個社會階層的身份認同息息相關,但由於它們同時關涉複雜的精神世界與意義空間,故而其影響力往往並不隨着其賴以產生的社會階層的消失而消失。我們知道,無論中國還是西方,貴族階級在文化史上都曾經發揮過極爲重要的作用,他們大大拓展了人類精神世界的廣度與深度,他們創造的精神文化曾經爲他們所壟斷併成爲其身份的確證方式,後來貴族階級消失了,但他們創造的許多精神文化成果卻長期爲人類所共享。文學經典也同樣如此,它們無疑與身份、權力相關,但並不與之共進退。
四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了文學經典產生的社會的與文化的邏輯,也看到了大衆文化對文學經典造成的衝擊,那麼,我們應如何面對文學經典的問題呢?
首先,我們應該善待經典。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以知識社會學的眼光來解剖經典產生的社會原因,揭示其暗含的權力關係,從而揭去蒙在經典之上的神祕面紗,這是學術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否定經典之於今日的價值。經典生成的深層邏輯及其暗含的權力關係與它們擁有的精神價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李後主那些膾炙人口的詞作,無疑是出於身世的鉅變而發出的哀怨與嘆息,完全是個人的情感表現,但這並不妨礙它們牽動後世無數多情之人的心絃。文學經典所蘊含的價值是遠遠大於它們生成的原因的。對於古今中外一切文學經典,我們都應該抱有充分的敬意,因爲它們的確都從各自的角度開拓了人類精神空間,提供了無法取代的意義之維。
其次,我們不必迷信經典。任何經典的形成都有其複雜的社會文化原因,都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夠決定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必然有不同的言說方式。文學作爲一種特殊的言說方式也應該面向當下生活實際,滿足現實社會中人們的需要。文學經典固然有其偉大之處,但無論如何它們也無法取代現實的文學,而且也不必然地高於現實的文學。按照清人葉燮的觀點,任何文學在產生之日都是“變”的,即處於邊緣狀態的,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變”也會成爲“正”,即處於主導地位,也就是成爲經典了。所以,迷信經典而貶抑現實的文學,無疑是王充和葛洪早就批判過的“貴遠賤近”、“貴古賤今”的淺陋鄙俗之見。
第三,今日的文學是否還能夠產生經典?在學術研究中,沒有什麼比“預見”更危險的了,根據以往的經驗,一種文學經典的產生總是有賴於某種一體化的、相對穩定的價值觀,因此,面對今日日益多元化並且時時處於變化之中的文化現狀,傳統意義上那種被普遍接受的文學經典是很難再產生出來了。而且,隨着消費社會的形成,文化消費成爲文化生產的主要動力,文學實際上已然進入市場,成了一種特殊的消費品。消費品的特點是花樣翻新,最好是一次性的,否則,市場便無法運轉。在市場規律的制約下,今日的文學大有成爲“文化快餐”的趨勢,大量涌現的新作品擺在人們面前,這無疑也會影響新的文學經典的形成。總之,在相對穩定甚至是靜止狀態的傳統社會中,文化領導權總是被一些知識精英所控制,因而,也最容易形成一體化的文化價值觀——這是文學經典形成的最佳土壤;相反,在多元化的、變化節奏快的現代社會,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階層可以真正掌控人們的思想,因而,也很難形成相對穩定的價值觀,這樣的社會形態就不利於文學經典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