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京津冀地區是中國重要的人口集聚區和經濟增長極，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關係，對於促進區域內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基於京津冀地區2000-2010年各區（縣）和 2000-2014 年各城市的人口、GDP 數據，運用人口-經濟增長彈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數、重心分析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關係，結果表明：①在總量規模上，京津冀地區整體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協調度較高，但各城市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協調度存在較大差異。②在空間分佈上，從地理集中度來看，京津冀地區人口、經濟地理集中度均呈現北部低、中南部高的分佈特徵，其中北京、天津經濟地理集中度高於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數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於經濟地理集中度；從重心來看，京津冀地區整體的人口與經濟重心都向東北方向移動，且經濟重心的移動幅度大於人口重心，2個重心偏離距離不斷加大，此外各城市的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也出現不同程度的分離。最後，提出了促進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關 鍵 詞：人口增長；經濟佈局；協調發展；京津冀地區
1 引言
京津冀地區是中國重要的人口集聚區和經濟增長極，區域面積21.5萬km2,佔全國國土面積的2.27%;2014 年常住人口 1.11 億，佔全國總人口的8.08%;地區生產總值 6.66 萬億元，佔全國經濟總量的9.84%.但是，目前京津冀地區內部各城市人口與經濟集聚能力存在較大的差距，並存在北京、天津人口規模過大、分佈過密，河北各地人口規模相對較小、分佈較爲稀疏，北京、天津兩大城市對周邊城市的經濟協同帶動效應較弱等一系列突出問題（李國平， 2016），由此給北京、天津的資源環境帶來較大的壓力，同時阻礙了河北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整體上制約了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區內部的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關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關係是區域發展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內諸多學者在全國、城市羣、城市等不同空間尺度下，利用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數、重心分析、空間自相關等方法分析人口、經濟的集聚特徵及其在空間上的匹配關係（徐建華等，2001; 徐月卿等， 2005; 王磊等， 2009; 樊傑等， 2010;鍾業喜等， 2011; 周豔等， 2011; 王國霞等， 2013）。
此外，一些研究也開始關注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關係。如鄧麗君等（2010）引入基尼模型計算城市規模基尼指數和城市經濟基尼指數，並求出基尼商指數來判斷人口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結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羣經濟集聚程度普遍高於人口集聚程度，人口和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差異明顯；鄭貞等（2014）運用ArcGIS測算出，2000-2010年間京津冀地區人口重心和經濟重心都向東北方向移動，人口和經濟分佈均呈現出空間集聚特徵；安錦等（2015）利用 2001-2012 年京津冀都市圈的面板數據建立聯立方程實證研究發現，勞動力市場和產業結構轉型的匹配程度影響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有序轉移。
以上研究爲分析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關係提供了理論和方法基礎，本文綜合以上研究方法，將人口屬性、經濟屬性和地理屬性綜合起來，從總量規模和空間分佈2個維度來探討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關係：在總量規模上，人口是經濟活動的主體，適度的人口規模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內生力量，過大或過小的人口規模都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不良影響，因此本文選取人口-經濟增長彈性指標從城市層面評估人口與經濟的增長協調關係；在空間分佈上，人作爲經濟活動的主體，人口的空間佈局對於經濟活動的集散有着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地理集中度指標從城市層面反映人口、經濟的地理集聚程度，並運用重心分析法從區縣層面測算人口、經濟要素的空間平衡點及其變動，以此揭示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空間協調關係。最後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2 方法與數據
2.1 研究方法
爲了探究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關係，選取人口-經濟增長彈性指標從總量規模上評估人口與經濟的增長協調關係，運用地理集中度、重心分析等方法從空間分佈上衡量人口與經濟的空間協調關係。
（1） 人口-經濟增長彈性
人口-經濟增長彈性是指某個地區在某個時期的人口增長率與同一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的比值，反映該地區經濟每增長1%所帶來的人口規模變化幅度，常用於衡量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程度。計算公式爲：
式中：Ei表示i地區的人口-經濟增長彈性；Δpop表示i地區某段時期內的人口變化量；Δpop/pop 表示i地區的人口增長率；ΔGDP 表示i地區某段時期內的GDP變化量；ΔGDP/GDP 表示i地區的經濟增長率。
（2） 地理集中度地理集中度是衡量某一要素在地域上集中程度的指標，既可反映區域要素的空間分佈情況，也可反映某一地區在同級地區和整體區域中的地位和作用（鍾業喜等， 2011）。爲衡量人口和經濟的集中程度，綜合考慮區域常住人口、經濟總量與面積等因素，引入人口地理集中度指數和經濟地理集中度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Rpopi和 RGDPi分別表示i地區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經濟地理中度；popi、GDPi和Si分別表示i地區的常住人口、地區生產總值和國土面積；Σ 是計算某種屬性在大區域的累計。
在此基礎上，人口與經濟空間分佈的不一致性可以用人口地理集中度（ Rpopi）和經濟地理集中度（ RGDPi）的相對比例來衡量（王磊等， 2009），則地區 i人口與經濟地理集中度的不一致指數（ Ii）的計算公式如下：
（3） 重心分析法
重心的概念來源於力學，區域重心是指某一要素在研究區域內力矩達到平衡的點，即在該點前後左右各個方向上的力量對比保持相對平衡。本文藉助ArcGIS軟件進行重心分析，主要運用ArcTool-Box 中的 Mean Center 工具，透過指定某種屬性的數量值作爲權重，計算得到加權的平均中心，即重心。假設某區域包含n個子區，第i個子區某種屬性的數量值表示爲pi,地理座標（經緯度）表示爲（xi,yi），則該區域某種屬性重心的地理座標（X,Y）的計算公式爲：
若上式中pi的屬性值爲各子區的面積，則計算出來的重心爲區域的幾何重心；若pi的屬性值分別爲各子區的人口數量和地區生產總值，則計算出來的重心分別爲該區域的人口重心和經濟重心。區域均衡發展的結果是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在空間上趨於一致，而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分離程度體現區域發展的非均衡性（樊傑等， 2010）。
2.2 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使用的數據分爲區（縣）和城市2個空間尺度，在區（縣）層面上，京津冀地區共有179個區（縣），其中：北京有14個市轄區和2個縣；天津有12個市轄區、1個副省級區和3個縣；河北省包括11個城市，147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含11箇中心城區①、22個縣級市、108個縣和6個自治縣）。區（縣）層面的數據來源於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包括各區（縣）的常住人口數量和地區生產總值。
在城市層面上，京津冀地區共有13個城市，即北京、天津、石家莊、唐山、秦皇島、邯鄲、邢臺、保定、張家口、承德、滄州、廊坊和衡水。城市層面的數據來源於2000-2015年《北京統計年鑑》《天津統計年鑑》《河北經濟年鑑》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鑑》。
其中，常住人口數據來自於2000-2015年《北京統計年鑑》《天津統計年鑑》和《河北經濟年鑑》；地區生產總值數據來源於2000-2015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鑑》。
3 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增長協調關係
3.1 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彈性分析
從整體來看，京津冀地區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比較協調，經濟增長的同時人口規模也適度增長.2000-2014 年，京津冀地區常住人口年均增長率爲1.45%,GDP年均增長率爲14.94%,人口-經濟增長彈性係數爲0.10,即京津冀地區經濟每增長1%,人口相應增長0.10%.具體到每個年份，按照變動趨勢可以將人口-經濟增長彈性劃分爲2個時期：2000-2005年，人口-經濟增長彈性不斷下降；2005-2014年，人口-經濟增長彈性處於波動上升的狀態；只有2012年人口-經濟增長彈性有明顯的下降。
分城市來看，北京、天津經濟增長對人口增長的作用大於河北各城市。2000-2014年，北京、天津常住人口年均增長率分別爲3.31%和3.01%,GDP 年均增長率分別爲 16.62%和 17.53%,人口-經濟增長彈性分別爲0.20和0.17.表明北京、天津經濟每增長1%,人口相應增長0.20%、0.17%,即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了大量人口的增長，尤其是外來人口的流入，給資源環境造成了一定的壓力，需要透過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減少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力資本投入，以此提高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度。而河北各城市人口和GDP的年均增長率都比北京、天津低，其中，只有廊坊和石家莊的人口年均增長率超過1.00%,分別爲1.19%和1.00%;只 有 唐 山 的 經 濟 年 均 增 長 率 超 過 15.00%（16.25%）。河北各城市的人口-經濟增長彈性比較小，都在0.10以下。與北京、天津相比，河北各城市的經濟增長對人口增長的作用相對較小。
3.2 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關係
本文在以經濟增長爲前提的人口規模調控目標導向下，選取經濟增長率和人口-經濟增長彈性指標共同衡量京津冀地區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關係（李國平等， 2016）。利用自然斷裂分類法將經濟增長率和人口-經濟增長彈性分爲2類，並據此劃分爲4個象限（表3）：第一象限經濟增長率較高，但經濟增長對人口增長的拉動作用太大，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來保持經濟增長，此類城市有北京和天津；第二象限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程度最高，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人口增速較低，此類城市有滄州、唐山和承德；第三象限經濟增速較低，經濟增長帶來的人口吸納效應也不強，需要鼓勵引進人才拉動經濟增長，此類城市有石家莊、秦皇島、邯鄲、保定、衡水和張家口；第四象限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程度最低，不僅經濟增速較低，而且人口-經濟增長彈性很高，此類城市僅有廊坊。
4 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空間協調關係
4.1 人口地理集中度與經濟地理集中度
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空間分佈總體呈現北部低、中南部高的`格局，但人口、經濟的集中區域和集聚程度有所差異。根據式（2）計算出2014年京津冀地區各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經濟地理集中度，並依據其值劃分爲5個等級。從人口地理中度來看，中部的北京、天津處於第一等級，顯着高於其他城市；石家莊、邯鄲、廊坊處於第二等級；邢臺、唐山、滄州、保定和衡水處於第三等級；東北部秦皇島處於第四等級；北部的張家口、承德最低。
從經濟地理集中度來看，中部的北京、天津最高，處於第一等級；唐山、石家莊和廊坊處於第二等級；邯鄲和滄州處於第三等級；秦皇島、保定、邢臺和衡水處於第四等級；北部的張家口、承德最低。對比分析可以發現，京津冀地區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經濟地理集中度有一定的關聯性，例如，北京、天津2項指標都較高，張家口、承德2項指標都較低。但2項指標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人口地理集中度最高的北京是最低的承德的15倍，經濟地理集中度最高的天津是最低的承德的39倍。此外，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經濟地理集中度也存在一定的偏差性，各城市的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經濟地理集中度並不能一一對應，例如，唐山的經濟地理集中度較高，但人口地理集中度卻相對較低，人口與經濟的空間分佈不一致。
進一步計算人口與經濟地理集中度的不一致指數，可將京津冀地區城市分爲3種類型：一類地區人口集聚滯後於經濟集聚，二類地區人口集聚與經濟聚集協調，三類地區人口集聚超前於經濟集聚。2000 年，北京、天津、唐山、石家莊和秦皇島等5個城市屬於一類地區，廊坊、衡水、滄州、保定、邯鄲等5個城市屬於二類地區，張家口、邢臺和承德等3個城市屬於三類地區。2014年，一類地區減少2 個，二類地區增加 1 個，三類地區增加 1 個，其中：
北京、天津、唐山始終爲一類地區，經濟集聚作用大於人口集聚作用；廊坊、衡水、邯鄲始終爲二類地區，人口集聚與經濟聚集相對協調；邢臺和張家口始終爲三類地區，經濟集聚作用小於人口集聚作用；而石家莊、秦皇島由一類地區轉變爲二類地區，承德由三類地區轉變爲二類地區，人口集聚與經濟集聚趨於協調；保定和衡水受到經濟集聚作用強化的影響，由二類地區轉變爲一類地區。總體看來，北京、天津經濟地理集中度高於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數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於經濟地理集中度。
4.2 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的空間變遷。
基於京津冀區（縣）空間單元2000年和2010年的地理數據和屬性數據，運用重心分析法測算出京津冀地區2000-2010年期間人口重心和經濟重心的空間變遷。
從整體來看，京津冀地區人口重心、經濟重心都呈現出遠離幾何重心、朝着東北方向偏移的趨勢，但經濟重心的移動幅度大於人口重心，且經濟重心與人口重心的偏離程度不斷加大。京津冀地區幾何重心的地理座標爲（115.989°E, 38.806°N），位於河北省保定市安新縣的東南部。人口重心2000和2010年的地理座標分別爲116.118°E、38.858°N和116.158°E、38.908°N,主要集中在河北省滄州市所轄的任丘市的北部，對比來看人口重心向東北方向移動了6.55 km.經濟重心2000年的地理座標爲116.227°E、39.000°N,位於河北省廊坊市所轄的文安縣西部，2010年的地理座標爲116.550°E、38.190°N,位於河北省廊坊市所轄的永清縣南部。對比來看經濟重心主要在河北省廊坊市內移動，且向東北方向移動了42.62 km.
透過人口重心和經濟重心的對比可知，京津冀地區的人口重心和經濟重心都分佈在幾何重心的東北方向。主要是由於北京、天津位於幾何重心東北方向，這2個城市經濟相對發達，就業機會多，能夠吸引大量外來人口遷入，是京津冀地區重要的經濟活躍區和人口集聚區。同時也可發現，京津冀地區的人口重心和經濟重心在空間上有一定的關聯性，兩者都是朝着東北方向移動。但是經濟重心的移動幅度（42.62 km）明顯大於人口重心的移動幅度（6.55 km），兩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離，具體表現爲2000年人口重心和經濟重心的偏離距離爲10.45 km,2010 年偏離距離拉大到 46.08 km,與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的影響因子有關。農業社會時期，經濟活動和人口集聚受自然條件（土地、資源等）影響較大，經濟重心與人口重心高度重合；進入工業社會時期，經濟活動受到原材料、勞動力成本、交通、市場等因素綜合影響，影響因素多元化後，經濟活動區位選擇不完全取決於勞動力，經濟重心與人口重心出現一定程度的偏離；到了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資訊、技術是影響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對勞動力的依賴度大大降低，經濟重心與人口重心偏離程度加大（林思宇等， 2014）。
分城市來看，2000-2010年，京津冀地區各城市人口重心移動距離較小，保持在5 km範圍內移動，但各城市經濟重心移動距離分異較大，其中，天津經濟重心移動距離超過20 km,由北辰區向東南方向移動22.68 km到東麗區，主要是受天津東南部濱海新區的經濟拉力作用；而石家莊經濟重心移動距離在1 km以內，主要是由於石家莊的經濟重心位於其市轄區內，具有中心化傾向，比較穩定。此外，京津冀地區除秦皇島、石家莊外，其餘城市的經濟重心的移動距離都大於人口重心的移動距離。
透過各城市人口重心和經濟重心的對比可以發現，京津冀地區各城市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呈現不同程度的偏離，其中，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偏離距離越來越大的城市有天津、承德、邢臺、邯鄲、唐山、滄州和廊坊，越來越小的城市有石家莊、衡水、北京、秦皇島、保定和張家口。具體來看，2000 年京津冀地區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偏離距離超過10 km的城市有秦皇島、廊坊和邯鄲，偏離距離在5~10 km的城市有保定、承德、張家口和滄州，偏離距離在5 km以內的城市有衡水、北京、邢臺、石家莊、天津和唐山。與2000年相比，2010年京津冀地區偏離距離超過10 km的城市新增了承德、天津和邢臺；偏離距離在5~10 km的城市縮減爲2個，即滄州和保定；偏離距離在5 km以內的城市新增了張家口。
5 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結論
本文從總量規模和空間分佈2個維度探討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關係，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1） 在總量規模上，京津冀地區整體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協調度較高，即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了適度的人口增長。分城市看，滄州、唐山和承德的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協調度高，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帶來的人口增速較低；北京和天津，經濟增速和人口增速都較大，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了大量的外來人口流入；石家莊、秦皇島、邯鄲、保定、衡水和張家口經濟增速和人口增速都較低，缺少人才流入來拉動地區經濟的發展；協調度最低的城市是廊坊，不僅經濟增速低，而且經濟增長對人口增長的影響較大。
（2） 在空間分佈上，從地理集中度看，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空間分佈總體呈現出北部低、中南部高的格局，但人口、經濟的集中區域和集聚程度有所差異。其中，北京、天津的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經濟地理集中度都顯着高於其他城市，而張家口、承德2項指標都顯着低於其他城市。此外，北京、天津經濟地理集中度高於人口地理集中度，而河北多數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於經濟地理集中度。
從重心上看，京津冀地區整體的人口重心、經濟重心呈現出遠離幾何重心、朝着東北方向移動的趨勢，主要是由於北京、天津位於幾何重心的東北方向，如果資金、技術、人才等優質資源進一步在京津集聚，北京、天津還將長期面臨人口、經濟持續集聚的壓力，空間格局的極化現象還將進一步加強。
此外，經濟重心的移動幅度大於人口重心，經濟重心與人口重心的偏離程度不斷加大，這與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的影響因子變化有關，特別是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資訊、技術的作用逐漸增強，勞動力依賴度大大降低。分城市看，天津、承德、邢臺、邯鄲、唐山、滄州和廊坊等7個城市的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偏離距離越來越大，石家莊、衡水、北京、秦皇島、保定和張家口等6個城市的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偏離距離越來越小。
5.2 政策建議
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保持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點內容，圍繞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總體目標，應積極推動京津冀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均衡發展（席強敏等， 2015）。
（1） 推動產業升級轉移，優化京津冀區域產業功能佈局
產業一體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實體內容和關鍵支撐。按照京津冀區域整體功能定位和三省市功能定位，發揮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比較優勢，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推動產業轉移對接，促進京津冀地區內部產業功能錯位、協同發展，引導產業功能空間佈局合理化。
（2） 遏制北京人口過快增長，形成京津冀地區
人口多中心分佈格局。北京、天津是京津冀地區主要的人口集聚地，尤其是北京，資源環境承載壓力過重，應遏制北京人口過快增長，同時引導人口向河北地區轉移；河北各城市也應進一步完善城市基礎設施，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形成自身的人口吸引力，吸納、截留流動人口向北京聚集，從而在京津冀地區形成人口多中心分佈格局。
（3） 挖掘資源環境發展潛力，提高京津冀地區
人口綜合承載力。在控制人口快速增長、保持適度人口規模的同時，還需不斷挖掘京津冀地區資源環境發展潛力。透過減少和治理生產領域的污染物排放、促進水資源開源節流，有效利用土地資源，提高污水、垃圾處理能力，積極進行生態綠化建設等手段，提升人口綜合承載力，進一步拓展京津冀地區人口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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