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的學校未必每校都有校訓，嶽麓書院算是“千年學府”了，門口是有“惟楚有材，於斯爲盛”的楹聯，但顯然算不上校訓，只是對荊楚之地的評價而已。民國時就連北大都沒有字面意義的校訓。我們也不曾見到蘇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學有什麼校訓。
改革開放之前，學校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校訓的。寫在牆上的大都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之類大而無當的口號。近幾十年，據說校訓成了必不可少的校園文化要素，有的地區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甚至還硬性規定：學校沒有“三風一訓”則一票否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學校是否把校訓作爲師生的行爲準則和辦學追求，反而不予考量，關鍵是必須寫在牆上，掛在嘴上。求新，求異，求吸引眼球，求花樣翻新，求念起來朗朗上口，是不少學校杜撰校訓時的首選。
一次，參加一個關於校園文化的.研討會。問一位所謂“百年名校”的校長：貴校的校訓是什麼?那位校長當然不能脫口而出，翻了半天材料也沒有找出，其後尷尬的她許諾：回去後從電腦裏找吧??
多年的老校長大腦裏沒校訓，竟然需要從電腦裏找，說明什麼?不怪那位很敬業的校長，該怪的是一套僵化的行政管理模式!
“只做第一，不做第二”，是某市第一小學的校訓，杜撰者頗爲得意——一箭雙鵰，既隱含校名，還有勵志效果。就是沒有想一想：一千多個學生都做“第一”，誰做“第二”?差異化教育的原則還要不要了?
“修君子人格，育紳士淑女”是某知名高中的校訓。本想對仗一下，卻編得很不對仗，這姑且不論。但這幾個概念確實值得推敲一番——“君子、紳士、淑女”這三個概念產生於等級社會的背景下，前者是中國本土化的概念，《論語》中出現了一百多次“君子”，後者似乎是西來的。儘管內涵上與“君子”和“現代公民”有交集，如彬彬有禮、尊重女性、規矩、擔當、高雅、教養、文明等，但總體上是一個過時的概念。何也?君子對應的概念是“小人”，孔子所說的“小人”其實不同於今天的語意，不是“卑鄙的人”，而是“下層、普通、世俗化、無遠大理想追求”;“ 紳士、淑女”對應的概念是粗人、僕人、下層、庸俗等等。
今天我們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培養現代公民。試問：淑女能不能踢足球、舉重、長跑?能不能餵豬、割麥子、開拖拉機?能不能在大街上一邊吃冰激凌一邊嘻嘻哈哈地溜達?倘若能，豈不違背了淑女的定義?倘若不能，我們的教育觀不就停留在“前現代”或者說是農耕時代嗎?說一千道一萬，校訓不是供參觀、檢查之用的，不在花樣翻新，不在朗朗上口。它必須內化爲師生的人格追求，否則，毫無意義。不站在這個高度想問題，不僅顯得沒有文化，也難免墮入“做戲的虛無黨”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