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無法逆轉，它加速了經濟要素在世界範圍內的自由流動，這使得國家、區域以及企業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而這並不說明地理區位將變得不重要。全球化和本地化過程同時存在，企業間分工合作使位於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生產過程高度依存，進而形成全球生產網絡和地方企業網絡。1980年代以來，企業網絡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是區域競爭優勢的源泉.早期的集羣研究對象一直是中小企業，而忽略跨國企業的參與和影響。
跨國企業已普遍存在於集羣網絡中，且重要性日益凸顯，但已有理論對其闡述較少，因而應非常重視跨國企業在其中的影響和作用.此外，地方企業網絡的發展除了受資源稟賦、區位、分工和政策等因素影響外，企業文化對其影響也日益加劇。企業文化是企業自己的產品或服務，以及員工的所爲和管理規範反映出來的經長期形成的經營管理觀念或價值觀體系.縱觀30多年以來的國內外企業文化研究發現，世界企業文化尤以歐美和日本最爲典型。企業文化管理作爲一種新的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初始實踐於日本，1980年代在美國形成系統的理論.這主要是由於1970年代末，日本企業發展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對美國形成挑戰，這便引發國內外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的極大關注，其研究表明，日本企業的成功在於其對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視。1980年代初期，美國連續出版了系列較有影響的著作，並主要基於“日本的成功和美國的復興”這個中心來探討企業文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企業文化研究“四重奏”——《日本的管理藝術》、《Z理論—美國企業界怎樣迎接日本的挑戰》、《企業文化》和《尋求優勢——美國最成功公司的經驗》,這也標誌着全球企業文化研究浪潮的興起。
1980年代中後期，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及其先進管理理念開始涌入中國，因而有關企業文化的研究也逐漸成爲我國學者研究的焦點。國內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圍繞不同國家企業文化的比較分析居多，尤其關於歐美日企業文化差異或企業管理模式差異的研究[11-14],而結合不同國家企業文化差異與跨國企業驅動型產業集羣或企業網絡進行更深入地研究則非常匱乏，僅紀慰華和曾剛等學者探討中德企業文化差異對上海大衆汽車供貨商網絡的影響[15-16].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藉助“市場換技術”戰略陸續引入西方國家的跨國汽車企業，而上海汽車企業網絡與廣東汽車企業網絡正是在此背景下迅速發展起來，前者以德國大衆和美國通用爲代表的歐美跨國汽車企業的嵌入而形成，而後者則是由於本田、日產和豐田等日本跨國汽車企業的嵌入而形成。基於此，本文嘗試探討歐美與日本的企業文化差異及其對上海汽車企業網絡和廣東汽車企業網絡發展的影響，從而爲我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如何透過借鑑歐美日等西方國家的企業文化來促進地方汽車企業網絡更好地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一、歐美企業文化與日本企業文化差異
1.1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歐美企業提倡個人主義，重視個人潛能的發揮，鼓勵員工競爭、創新和冒險，並強調在公平競爭與自由民主的環境中實現自我價值，因而員工流動現象較頻繁。與之相比，日本企業則強調集體主義或團體精神，反對個人對所屬集體的不忠誠或“腳踏兩隻船”,倡導透過集體的發展來促進個人發展。
1.2 理性主義與感性主義。
歐美企業尊崇法律和制度，強調按理性主義信條辦事;強調利潤最大化是其經營目標，與員工的關係是以契約形式確定的利益關係，而忽略員工間的合作;生產經營活動的開展以是否符合實際或邏輯爲標準。這種重“理性”而輕“情感”的企業文化儘管利於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但管理過於剛性。日本企業倡導感性主義，排斥理性邏輯的管理思想，崇尚道德或情感的力量而非利益驅動;倡導員工、企業和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強調員工對企業的忠誠以及員工間的和睦相處;提倡實行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促進了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團體意識，以及員工間的交流和員工隊伍的穩定性，但這不利於員工個人潛能的發揮和優秀人才的獲取。可見，與歐美企業相比，日本企業適應市場經營環境的靈活性相對較差。
1.3 平等觀念與等級意識。
歐美國家與企業崇尚自由平等和法律制度，不相信權威，強調在自由平等與紀律的對立統一中協調着員工與企業的共同發展;強調唯纔是用、優勝劣汰，這利於對青年人才的挖掘和企業的健康持續發展。日本企業等級觀念較嚴重，強調權威和論資排輩，這顯然不利於調動青年員工的積極性，不利於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可見，歐美與日本的企業文化涇渭分明、各有所長，但它們並非絕對排斥，而是互補、滲透和融合的關係，如歐美企業保持競爭性的同時，更加重視企業間的合作，而日本企業保留其合作特點的同時，也不斷加入競爭的機制。
二、企業文化差異對上海、廣東汽車企業網絡的影響
2.1 企業文化差異對汽車“整零關係”模式影響。
由於歐美與日本的企業文化存在差異，因而歐美“整零關係”模式與日本“整零關係”模式也具有相應的差別，其中前者屬於以市場競爭機制爲基礎的平行供應模式，其整零企業之間的選擇較自由，平等觀念較強，即整零企業均獨立平行發展，一個零部件企業可以同時成爲多個整車企業的供應商，一個整車企業也可以擇優選擇零部件企業作爲其供應商，彼此之間是一種合同契約關係(圖1a);而後者屬於塔式供應模式，以合作爲基礎的轉包企業關係模式，等級意識和集體主義觀念比較強，整零企業之間供應關係緊密且穩定(圖1b)。
2.2 文化差異對上海、廣東汽車企業網絡組織的影響。
2.2.1 透過對網絡成員“進入權”難度差異影響。上海汽車企業網絡因歐美跨國汽車企業的嵌入而形成，並受歐美企業文化的影響而不斷髮展。由於歐美企業文化強調平等、自由和競爭，因而大衆和通用強調透過技術標準控制網絡成員的“進入權”,即網絡成員技術必須符合整車企業的要求，否則無法獲得配套資格。此外，整車企業選擇供應商往往“貨比三家”,透過採用諸如招標的競爭方式進行比較，因而供應商進入整車企業配套供應系統的機會相對公平。廣東汽車企業網絡因日本跨國汽車企業的嵌入而形成，並受日本企業文化影響而發展起來。由於日本企業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和感性主義的觀念，因而日本跨國整車企業爲了防止技術外溢，其零部件配套體系較爲“封閉”,這使得中國本土供應商進入日本採購體系的難度非常大，而優先選擇的對象主要是日本零部件企業。例如，到 2005 年爲止，在廣州本田的供應商企業中，日本在華獨資、合資生產的企業分別佔20%和45%左右，而歐美和中國的企業分別佔 15%和 20%左右，而且不足70%的日系企業卻佔採購價值的90%左右,而且他們一旦形成供給關係，一般不會輕易更換，穩定性較高。可見，歐美跨國汽車企業相對於日本跨國汽車企業來說，中國本土零部件企業進入前者組建的企業網絡的難度和穩定性要弱於後者，而競爭激烈程度總體上要強於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