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二十年前，上海人的優越感曾經讓所有非上海人不敢恭維，“阿拉上海人”幾乎成爲上海人傲視全國人民的資本，弄得外地人在上海老有一種要飯和討賞的感覺。
時過境遷。誰都想不到如今到了個兒。上海平均每天頒發40多張《上海市居住證》，每年要接納1萬多名海內外人才進上海。到上海工作和生活、取代單純的“上海人”竟然變成“外地人”足以自豪的資本。
當上海的人才制度開始不惟文憑、不惟學歷地大力引進急需人才的時候，當每年數以萬計的外地大學生紛紛考入上海的時候，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年輕人開始面臨嚴峻的生存挑戰。“阿拉上海人”這5個字幾乎從上海年輕人的口中絕跡。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楊武星說，上海市25歲以下的失業青年，從1998年的6.91萬人迅速攀升到2001年的10.2萬人，失業率佔39-40%，其中，畢業於職業高中、中專和技校的“三校生”佔到42.8%。
當時對我的打擊很大，因爲我剛剛踏入社會就被無情地拒絕了
方嘉彥一米八的個頭，鼻樑上架副眼鏡，顯得既高大挺拔，又斯文秀氣，是個誰見了都喜歡的男孩兒。他可是個地道的上海人。然而，在他職業學校畢業以後開始找工作時，卻特不受“待見”（北京話：遭冷眼），四處碰壁。他不明白：上海人怎麼不要上海人呢？
“我是2001年從上海市一所學校食品專業畢業的，由於畢業的學校不是重點，所以很難找工作。我曾經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單位，按理說專業對口，我應該很開心。可是試用期3個月還沒有結束，我就被‘辭退’了，說我缺乏工作經驗。我很委屈。依照我的理解，‘工作經驗’是需要時間來積累的，我是一名剛剛離開學校的畢業生，怎麼會有‘工作經驗’呢？”
“當時對我的打擊很大，因爲我剛剛踏入社會就被無情地拒絕了。我傷心地回了家。我住在楊浦區，爸爸在街道工作，媽媽是個退休工人，家裏的條件不怎麼樣。我這麼大個人，肯定不能在家吃父母的，就算父母親肯養我，我自己也接受不了……”
那段日子，方嘉彥四處尋找工作，可看到的招聘條件幾乎都一樣：要有多少多少年以上的工作經歷或者經驗。這讓他一籌莫展。“我連個工作都沒有，哪來的經歷和經驗呢？”他幾乎絕望了，去向人家討教怎樣理解這個“工作經驗”。人家告訴他：“工作經驗”的含義很豐富，既包含專業知識，又包含社會知識，是一種綜合技能。一家大公司的經理很感慨地對他說：“我們招聘了500名應屆畢業生，可兩個月就淘汰了20%，現在還在淘汰。原因是這些畢業生基礎技能差、基本操作能力差、綜合能力差，一句話：動手能力差，一開始幹活就發現沒法上手。”
這位經理的一席話很讓方嘉彥震動。他想起自己有個學電工的朋友，在一家公司幹了不到兩個月就被辭退了。問起原因，這個朋友告訴他：“公司的人待我不錯，可是我在學校裏面學的東西根本幹不了公司的活兒！”
課堂上所學的專業知識無法面對市場的需求，跟不上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僅僅掌握傳統的簡單的加工製造技術，在上海這樣一個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大都市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全球化的需要了。這就意味着，如果跟不上上海快速變化和發展的節奏，套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就會在上海新一輪的居民大洗牌當中，被毫不留情地淘汰！
方嘉彥睡不着了。怎麼辦？
剛剛畢業就失業，原因在哪裏呢？
正當上海把關注的目光聚焦在40-50歲失業人口的身上，推出以幫助他們“重新就業”爲目的的“4050工程”的時候，誰能想像到，20-30歲人口的失業問題又迎面而來呢？根據調查，上海市僅25歲以下的失業青年，就從1998年的6.91萬人迅速攀升到2001年底的10.2萬人。其中，畢業於職業高中、中專和技校的“三校生”佔到42.8%，其他大專以下學歷的人佔到38.7%。
“埋頭苦讀好幾年，剛剛畢業就失業。”爲什麼？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職業技能開發處的楊武星分析說：從世界範圍看，當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時，青年的失業問題就容易凸現，這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像德國總理，上任以後首先關注的就是德國青年的失業問題。現在的上海就和早幾年西方國家的情況相類似，在開始自身的產業梯隊轉移的時候，注重發展高附加值的第三產業。而高層次的服務業似乎更需要有智力、經驗和成熟感的中年人。另外，這些畢業生也有自己的不足：1.缺乏職業經歷。現在很多用工單位都要求錄用有相關工作經驗的人，而學校出來的學生沒有工作經驗。2.專業技能缺乏，動手能力差。不管中專的還是大專的，儘管在學校學習了幾年，但所學的課本知識一到社會上就和實際脫節，因此很快被淘汰。3.就業觀念不切實際，對就業期望值高，不願意遷就；比較浮躁，缺乏老一輩人紮紮實實的敬業精神。楊武星說：關鍵是缺乏職業指導，這是制約他們就業的瓶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