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一項關係到民衆切身利益的社會政策，社會撫養費的變化總能引發輿論關注。新生兒入戶不再與計生證明等掛鉤被視爲一種進步，按照規定，社會撫養費仍需繳納，但客觀地說這會提高社會撫養費的徵收難度，南都記者梳理今年以來廣東省公佈的與社會撫養費繳納相關的案件，發現“罰款”雖然不少，但是政府難以拿到這筆錢。
表面看來，政府拿不到錢，這樣的遭遇似乎與過去存在天壤之別，但稍作分析就不難發現，這種弱勢表現其實經不起推敲。社會撫養費政策仍然讓很多超生家庭不堪重負，唯一的不同是，執法部門的徵收手段有所變化。以前如果不繳納，超生孩子可能無法入戶，而如今手段變得柔性一些，以廣東部分地區爲例，南都記者的梳理提到，如果不繳納社會撫養費，村民的股東資格認證、配股以及分紅就會受到影響，除此之外，如果拒不繳納，法院也有各種手段強制執行，對於多數人而言，這筆費用還得交。
手段的變化不是爲了減輕負擔，而只是讓執法變得更文明、更合法。但這可不容易實現，執法部門在徵收過程中創新手段，這往往會引發惡性循環，舊的手段被否定後新的手段又受到質疑。如何改變這一局面?過去很多人呼籲取消社會撫養費，顯然，落實這一建議的前提是計生政策發生變化，而種種跡象表明，計生政策暫時還不會全面調整。當然，這並不意味着社會撫養費政策就沒有調整空間，從最近計生委的表態不難看出，計生政策調整趨勢越來越明朗，而事實上，過去二胎政策已經出現局部鬆動，既然如此，社會撫養費也理應同步發生變化。
在無法全面取消的'情況下，可以考慮適度降低超生家庭的經濟負擔。稍作分析不難發現，社會撫養費所帶來的壓力中，其中有結構性因素，比如不同地區繳納標準存在較大差異，因爲法規在繳納數額方面的規定存在一定的浮動空間，造成執法部門較大的裁量空間。按照廣東省的相關規定，城鎮居民若超生一個子女，要按當地縣(市、區)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額爲基數，一次性徵收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實際操作中到底是3倍還是6倍，不同裁量對應的徵收數額差異甚大，這也爲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
社會撫養費的政策初衷是爲配合計生政策，負擔過重是超生家庭不計成本逃避執法的重要原因。其實，即便是新生兒入戶與計生證明等掛鉤，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成本也不容小覷，如今這一費用的徵收成本被放大，在此節點確應審視相關制度安排。須知徵收成本高昂是當初取消農業稅的重要因素，社會撫養費盡管與其有所差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只是一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爲順應計生政策調整的大趨勢，社會撫養費政策應該做出積極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