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是一筆經濟賬。心理健康成爲懸在我國面前的一塊頑石，看的到，卻推不動……健康時報記者近日專訪全球健康經濟學專家盧春玲，讓她爲我們算一筆心理健康的明白賬。
6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由國家衛計委等十部委聯合制訂的《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5-2020年)》，全面部署未來5年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的具體要求。自2013年開始施行的《精神衛生法》以來，精神衛生再一次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
2009年柳葉刀雜誌發佈的一項大型研究表明，中國已有1.7億人患某一種精神疾病。當然，據世界衛生組織介紹，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在人羣中只佔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的心理健康問題和精神障礙隱患，纔是很多國家精神衛生最大的負擔所在，我國作爲發展中國家，表現尤其明顯。大衆對精神疾病缺乏瞭解和認識，國家對心理健康服務也難言重視， 發展中國家的心理疾病負擔更重
健康時報記者：就您的觀察和研究來看，國民心理狀況是否因經濟條件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盧春玲：我們講一個人心理是否健康，不僅僅是指沒有心理障礙，還包括人們能夠應付正常的生活壓力，有效地從事工作，能夠對其社區作貢獻。
事實上，有嚴重精神障礙(如抑鬱症、精神分裂症等)的人在總人口中只佔少數。從整體來看，心理障礙在世界上的所有地區都很常見，不論貧富，不論男女老幼。但大多數心理疾患者在中低收入國家。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文化傳統等不同，都會對精神障礙的流行分佈和發病原因產生影響。
健康時報記者：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是否特點更鮮明?
盧春玲：發展中國家心理疾患流行分佈情況以前通常以發達國家的數據爲參考。
近年來，中國、印度等國家開始公佈並收集一些相關的數據，這些國家的研究人員發現，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精神障礙流行趨勢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發達國家，男性較女性的自殺比例較高，而在印度和中國的研究結果顯示，男女間的差距不大。但農村婦女的自殺率比較高。印度和中國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地區的兩倍以上，而在發達國家，城鄉間的差距較小。
還有個重要差別是，發達國家自殺人羣中有精神障礙的比例比較高，比如憂鬱症得了很久。中國自殺人羣患心理疾病的比例比發達國家低。例如，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常常是一時生氣，之前沒有任何的精神疾病。也許，這和中國文化中有以自殺來表明心志的影響有關係。
這些現象說明，心理疾病在各國的流行分佈是有較大差距的，各國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相應的對策。
心理狀況影響收入及就業
健康時報記者：相對於這些引起自殺的精神障礙來說，更普遍存在的或許是個體的日常心理狀態是否良好。有國內某權威機構曾對國企員工做過調查，結果顯示，有25%的被調查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對此您如何看，這種心理狀態會帶來哪些影響?
盧春玲：的確，在總人口中，患精神分裂，憂慮，焦慮等疾病的人比例很小。更多的是一般大衆如何應對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心理壓力。我們的研究顯示，對於沒有患精神障礙的普通大衆來說，他們日常的心理狀態是否良好會影響他們的就業和收入。
我們曾對中國9個省份的非農業人口的成年人(18到55歲的男性和18到50歲的`女性)數據進行過分析。對於他們自我報告的調查前的六個月中的心理狀態(如是否常常感到疲勞、失眠、感到生活沒有意義、甚至有時會想到自殺等情況)分析後，我們發現，自我報告心理狀況差的人羣的就業機會和收入都較低。
對於普遍的上班族、勞動力市場，心理狀態會影響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這個發現提示我們，改善促進大衆的心理健康不僅有利於社會的和諧安定，而且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健康時報記者：這種較爲普遍的心理狀況是否與社會轉型期相關?比如90年代初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時期，國人普遍出現一種彷徨的心理，無所適從。而當下又面臨經濟轉型與改革，所謂新時期新常態，這是否是由於受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影響而出現一些心理變化?
盧春玲：從發達國家的歷史來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往往伴隨心理健康問題的凸顯。例如，荷蘭與德國的研究人員對本國人羣的研究顯示，城市化程度越高，各類主要心理障礙的發病率也越高，其中低收入者尤爲明顯，而工作壓力、失業、都市化帶來的心理孤獨往往是導致心理疾患發生的主要風險因素之一。
就中國來看，過去的幾十年裏，經歷了歷史上規模最大、層次最深的社會變革，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很快。在這樣一個急速轉型的社會裏，個人與所屬組織的關係定位和家庭文化都不可避免地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人們感到壓力和缺乏穩定與保障。從整體人口來看，中國精神疾病患者約佔中國疾病總負擔的20%。毫無疑問，心理健康急需得到社會和政府的重視。
低收入國家
人均心理健康服務年花費不足1美元
健康時報記者：但這似乎並未得到個人及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
盧春玲：沒錯。對心理健康的忽視是個全球現象。這存在多方面問題。
一是認知不足。心情不好，常人都有，但如果持續很長時間還是不能從中走出來就需要提高警惕。但很多人由於知識缺陷，抓不住這個信號。二是諱疾忌醫。很多人一聽說精神上有問題，就會覺得自卑而回避，不願意去醫院看。第三，即便民衆想去看了，沒有相關服務。第四，服務的質量不高，看了沒有效果，或者狀況更差。
健康時報記者：國外是否也如此?
盧春玲：這種情況在國外也較普遍。例如，美國保險公司中長期存在的對心理患者醫療保險收費和服務方面的歧視。同樣的門診，精神疾病的門診費用會高出一倍，住院天數也有所限制。社會歧視更顯而易見。政府對心理疾病的投入不僅少，而且常常削減。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院公佈的一項研究顯示，有40%的嚴重精神障礙成年患者在2011年沒有得到任何治療。
健康時報記者：如此看來，儘管普遍存在又影響甚大，但並不受重視的心理健康問題勢必會影響到國家在此方面的經濟投入?
盧春玲：是的。據估測，全球因爲精神疾患和物質濫用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在2010年就達到2.5萬億美元。
就心理衛生服務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着服務不足、投入不足問題。當然，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問題更嚴重。例如，世界衛生組織2011年報告顯示，低收入國家人均心理健康服務年花費僅爲0.2美元，而發達國家則是45美元(雖然相對其約5000美元的人均健康支出仍然很少)。
中國對精神衛生服務投入令人擔憂。雖然精神障礙和自殺佔中國疾病總負擔的20%，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數據顯示，精神衛生投入只佔總衛生投入的2.4%。從資源分配來看，這些有限的資金也大都用於對少數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專門治療和護理，較少用於預防心理疾患和促進心理健康。
發展心理健康服務需沉到基層
健康時報記者：就中國來看，儘管經濟投入上差強人意，但是也做出了很多積極改進。比如2013年，精神衛生法出臺實施後，對促進心理健康、規範精神障礙患者治療等方面作出了立法保護。但是，如何真正履行相關的法規仍然是一個巨大的、長期的挑戰。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做好心理健康服務，您有何建議?
盧春玲：精神衛生法的出臺的確是中國心理健康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從已有的經驗來看，國家精神衛生政策不應僅涉及精神障礙的治療，還應該在各個方面和層面預防心理疾患、促進民衆的心理健康，尤其是關注弱勢羣體。世界衛生組織在2013年推出了2013~2020年精神衛生綜合行動計劃，建議將精神衛生服務納入初級衛生保健，其中一個主要想法是透過社區的支援來促進大衆心理健康。社區在預防和長期護理方面發揮主戰場的地位。
健康時報記者：也就是重心下沉，強化基層。但這就又涉及一個問題，醫務人員力量不足。之前哈佛大學醫學院曾在一篇研究報告中中國現有專業心理醫生的數量，大約爲9，200名。這樣的擎肘之下，如何解決好服務下沉的問題?
盧春玲：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心理健康問題，這是一個通盤的大工程，涉及人力物力財力，每方面都不可少。但即使在資源有限的中低收入國家，還是可以大有作爲的。
例如，在盧旺達，人均收入600多美元，但他們農村的一些醫務室會設有獨立的心理健康諮詢室。還有類似於中國的鄉村醫生一樣的社區衛生工作者做心理服務。
柳葉刀最近發佈的論文顯示，在印度貧困的鄉村地區，透過訓練當地青年成爲社區衛生工作人員，走家串戶支援幫助心理疾病患者的護理，及時發現心理疾病障礙的隱患，提前進行一些心理干預措施，可以顯著改善患者的狀況，大大減輕家人的經濟和照看負擔。
即使在發達國家，有較多的精神疾病醫生和心理醫生，在社區層次進行預防、早期干預和長期護理也是其降低成本、滿足大衆和患者需要的一個有效辦法。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雖然心理健康工作的人力及其他方面會有不足，但還是可以參考印度在貧困地區的做法，訓練出更多的社區工作者做心理服務。
健康時報記者：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政府的重視以及全社會的通盤佈局與考量。您對此是否持有信心?對未來的有何展望?
盧春玲：最近，各國政府都對促進心理健康的作了承諾，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
世界衛生組織爲低成本診斷、治療和護理提供了一系列指導，使得提供足夠的心理健康服務成爲可能。從中國來看，隨着經濟的發展，國家對衛生投入也在加大，合理地去分配醫療資源，統籌教育、勞動、司法、住房、福利等多部門爲弱勢羣體提供各種幫助，在社區和工作單位增強心理干預等等，相信透過這些辦法，中國的心理健康問題會有顯著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