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徹底放開，那麼又給家長們帶來什麼問題呢?二胎是新的痛苦拷問是小編想跟大家分享的，歡迎大家瀏覽。
只有依靠家庭，纔有個人
放棄計劃生育的直接誘因是人口構成，人口老齡化既成事實，國家其實負擔不了這個開支。二胎開放，恢復傳統，養老有保障。那麼背後隱含的就是這樣一個現實，獨生子女不可能按照傳統模式養老，一旦代際結構達到三代，我國不管有什麼樣的文化背景都只能走向現代文明的個人爲本生態。
在我國古老的文化傳統中，主流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集體式的，從小家庭到大國家，當代意義上的個人人權從未存在。從根基上，道德色彩濃重的孝道將多數中國人綁在無處躲藏的被動性中。過去，一個注重個人生命質量的人只有依靠出家求道這種帶有神化特徵的極端方式，才能保障個人的人權，承認和探索個人的生命質量方式，顯然，從出家人的戒律上我們就能看出這種模式承擔了多麼大的代價。
跟西方現代文化逐步靠近過程中，這個核心價值觀一直無法跟整個國民性接軌。直到有了看似被迫順理成章提出的計劃生育，纔有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招。一個孩子，恰恰由於我們代際傳遞的強大動力，自動瓦解了傳統中與之匹配的手足競爭機制，讓獨生子女可以不再延續宗族生存模式的老路。
獨生子女，自動會爲自己提出一個現代啓蒙的核心問題：我個人的生命，該怎樣過的更有質量?這個命題讓養老問題自動化解。因爲，這樣的價值觀下，人不是關係中的債務人，養老不是孩子的義務，而是自己人生階段最後的探索與交代。
這個核心價值命題一直被我們的文化傳統壓抑着，手足競爭強化代際模式，關係決定人格，這一壓就是兩千年。
好的父母少之又少
這是大家當下都在想的事兒。延續關於獨生子女一代的啓蒙價值，其實這個問題是這樣：作爲自認爲要爲孩子負責的父母，我能爲既是我的延續又是新的生命的孩子，帶來怎樣的生命質量的幫助和保障?
這個問題，非常不簡單。精神分析的百年實踐，發現以孩子的心理髮展程度爲標準，好的父母其實非常少。
傳統上，將生育這件事兒當作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基督教甚至將墮胎引爲罪孽。生育確實可以很自然，反正懷上了，也就不考慮、生下來。但人之爲人，恰恰在於我們不再生活在自然狀態，吃飯、睡覺、性、殺戮，哪一個本能能夠在人類社會自然而然實施?如果在大街上看到異性往上撲，那隻會構成性騷擾，餓了見到吃的就拿，則是盜竊;同理，生育的自然而然往往是災難。人世，從來不是個簡單的時空，非洲掙扎在死亡線上飢餓的孩子比起王思聰，他們的世界就是地獄與天堂。
爲人父母，要有能力讓孩子活得像個人，要能夠幫助孩子獲得在這個加速變遷的世界中生存的根基，以及存在的感知和發展的路徑。
首先是物質條件，這件事不言自明，卻難以得到正面承認。我們常常將父母對子女的感情誇大爲超越一切的慈愛，然而，當一對父母沒有能力給孩子合適的溫飽，也沒有能力支付孩子成長所必須的學費，這份愛再濃烈，也僅僅是空談。就好像一個人溺水了，如果旁邊還有個人，往往會抱住這個人的腿，結果往往是一起死。這是一種生存層面的原始創傷，往往極難修復。
跟物質條件相匹配的，還有關係條件。對於孩子來說，能否有足夠多的時間和父母一起生活，是心理健康和智能發展的關鍵因素。然而當下，有大量的工作者都身不由己，產生了幾何級數增長的留守兒童，留守兒童不僅僅是農村缺乏照料的孩子，也包括那些由祖輩、親戚或者保姆照顧的孩子。這些孩子，由於跟最重要的親密關係的斷裂，事實上成爲了程度不同的孤兒。在留守兒童比例不大的學校環境中，這樣孩子的社會適應障礙會非常明顯的呈現出來。
還有一種關係條件，就是父母的夫妻關係。由於文化上的保守，我國的夫妻往往在婚前嚴重缺乏兩性關係的經驗，導致婚後大量夫妻存在嚴重問題，最嚴重的後果便是離婚。夫妻關係惡劣甚至破裂對孩子的創傷是直接的，兩性關係的模板來自孩子對父母的認知，會對孩子成年後的兩性關係產生決定性的障礙。而這種惡劣在童年階段更會直接轉化成孩子對世界的認知，父母戰爭，那麼世界便動盪。不安全感和焦慮會如影隨形，並常常轉變爲學校中的集體暴力。
在這些條件背後，還有一個更加隱蔽的條件，那就是父母對孩子的慾望。一種情況很常見，望子成龍，渴望孩子比自己更出色，然後改變自己無法改變的生活。這其實是無法對自己的生命質量負責，投射式的將自我壓在孩子身上，結果當然只有扭曲。直男癌是這類家庭孩子長大後的常見人格障礙，父母強烈的渴望與薄弱的社會能力的落差，讓這樣家庭的男孩子在簡單的應試教育中取得成功，卻不能在社會工作和兩性關係這類複雜情勢中互動。當一個從未有過兩性關係的直男癌男青年，在相親問題上拋出完全不顧女性需求的條件、甚至是脅迫女伴報答自己父母的時候，其實是無力承擔父母慾望的虛弱，這份虛弱正是父母自身的虛弱。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父母根本沒有慾望，不想要一個孩子卻被動甚至被迫的生育。這個後果更加災難，在中國也越發常見。我們都知道，幾乎所有高度文明的國家生育率都極低，恰恰是生存需求完全滿足之後，精神和存在性的需求就變得更加苛刻，生育作爲本能的一種同樣在文化中昇華爲一種理性選擇。這種選擇的第一前提，就是生育是一種完全個人的抉擇，而非傳宗接代的義務;並且，這種抉擇以有能力和責任肩負自己和孩子的生命質量爲條件。西方世界近幾十年的發展證明，人的生育本能一旦昇華，主動負責的進行生育選擇的人並不多。
反之，獨生子女一代個人的啓蒙意識覺醒，但並不足以抵抗家庭和社會侵蝕自我意識的傳統壓力，往往在內在慾望沒有前提、不想要孩子的情況下被動生育。這會對孩子和父母兩方造成創傷，對於孩子來說，由於父母心理層面沒有準備好，即使天天在身邊心也不在，一定程度上給孩子的人格種下了孤獨症的種子;對父母來說，則由於孩子的出生限制了正在轉變發展中的自己，對尚未成熟的事業和兩性關係定位產生了決定性的壓制。當衝突非常嚴重的時候，有的父母會徹底拋棄父母的身份離開家庭顧自己，有的則徹底放棄自我，以重大的心理或身體疾病的形式承擔這個代價——近來越來越多的青年癌症患者中，有一部分就是被迫生育的母親。
關於二胎的生育，其實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一胎的態度。在一個家庭裏，當大孩子處在3~7歲的階段，二胎的出生就是在手足情結中增加了一個競爭者，大孩子需要面對一次愛的危機。而如果這個年齡差已經達到了10歲左右，大孩子就只有一個位置，她/他必須充當次要的父母的角色，她/他願意嗎?能夠嗎?
二胎的時代，已是個人主義的時代
畢竟，有許多人會投身於生育二胎的行列，那麼，最切實的問題就是在當下的環境下養育二胎的特殊性。
這種特殊就是，35歲以內的青年人都是獨生子女，那麼手足關係就不再是過去的自然關係，而是中國歷史上即將誕生的一種全新關係。
二胎政策出來幾天，就有媒體報道一個家庭18歲的孩子面對父母準備生二胎的情況，提出多分家產爲條件。這個行爲用古典倫理來衡量似乎是大逆不道，其實，恰恰是時代變遷中最大的進步：一個剛剛法定成年的人，就能在這樣重大的人倫問題上具有當代文明的權利意識，如此迅速的做出脫離家庭的判斷。他的行爲也展示出了二胎在孩子的手足關係裏的.一種新情況，即斷裂，完全沒關係。
這個看似特殊的案例構成了一個全新的參照系，二胎重新開啓之後，人倫的基礎已經不再是過去的宗族家庭傳統，而是個人主義。四十歲左右的父母作爲獨生子女前的最後一代，天真地希望給大孩子找個伴兒，或者給自己的養老找個新的依靠。可惜一個年齡差懸殊的弟妹無法構成夥伴，新生兒也不會希望自己在未來學業工作的核心上升期只能守在父母身邊。
在新的倫理中，二胎的真正價值在於希望，基於差異的希望。每個人都是有限的，而每個人的生命質量與價值的可能空間則大的多，在個人生命價值的創造中，血脈相連的人們最重要的並不是彼此抱團取暖，而是各自的人生旅程中能有多少新的精彩。由於至親關係的內在相似性，這種差異能夠轉化成爲父母或手足那裏的間接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孩子間的巨大年齡差距纔會轉化成正面的動力，因爲那必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家庭的責任和考驗，在於如何化解內部競爭，讓孩子們走向差異化的獨自、有效果的探索。
例如，如果大兒子學習很好，小女兒能否不像過去教育那樣的因此要向哥哥學習?相反，既然哥哥學習好，小女兒恰好不用緊張學習，培養情操，輕鬆自然的發展文學與藝術。歷史上，維特根斯坦之所以能夠成爲偉大的哲學家，恰好是他的哥哥姐姐都是出色的音樂家，他便將方向轉向了思想。
這樣的價值取向也是對父母愛的能力的拷問。我國的父母，往往錯誤的以爲，將自己明確的夙願寄託於孩子，並付出自己艱辛的努力與照料，便是偉大的愛。可憐天下父母心，期待孩子與自身夙願接軌的這份犧牲，確實可憐，卻並不可愛。這份犧牲，往往換來的是子女的罪孽感，和因此對自身生命的壓抑來滿足父母的願望。這不是愛。
愛是對彼此個人價值同等的尊重，“都是爲你好”往往是對孩子的摧殘，孩子恰恰是在跟父母可能不同的地方，最需要父母的愛來進行探索。今天，剩男剩女問題已經如此嚴重，嚴重到可以構成一場光棍節狂歡。直接原因恰恰在於，獨生子女的父母由於歷史原因，第一次成了在成年階段無法開始兩性關係的一代人，也因此將早戀的帽子戴在了孩子們頭上。可惜人的客觀規律不因一代人的錯誤而變化，兩性關係本就複雜，一蹴而就要麼不可能，要麼極容易崩潰。
愛，必然是剋制的，如此才能傳遞給孩子希望而非重負。也唯有如此，才能跨越年齡差，讓孩子們體會到來自於父母平等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