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母體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因此，中醫學無論是在理論、方法，還是在價值、觀念層面上，均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留下了文化母體深刻的印記。本文以傳統文化對中醫學的影響爲切入點，從中醫學的整體觀念、價值取向、方法論特色、思維意境及倫理追求等五個方面展開討論，力求從中透析出中醫學獨特的文化內涵，並對其價值給予簡略的評價。
1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
“究天人之際”是中國古代哲學與科學共同關注的問題在諸多的天人關係中，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佔據了主導地位，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質”，並對中國傳統科學文化各層面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浸潤於傳統文化母體的中醫，無疑也受到了天人合一觀念的洗禮，從而形成了具有東方文化色彩的醫學整體觀。中醫學除了認爲人體各組成部分之間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之外，還特別強調人與天地自然之間的密切相關，將人與自然視爲具有內在聯繫的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具體表現在：其一，天人合氣。世界本體爲氣，氣又分爲陰陽。“積陽爲天，積陰爲地”，“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天地爲陰陽二氣而生，人爲天地之氣而成可見，天地人統一於氣，只不過是氣演化過程中不同的存在形態而已。其二，天人同構天人不僅在本體上合氣，而且在結構方式上同構。“人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古代醫家視人體爲“小天地”、“小宇宙”，與“天地”、“宇宙”相應而同構。凡天地自然所有事物現象，人皆有與之相應的器官、部位與功能；天地自然發生了變化，人的生理功能也隨之改變。其三，天人同理天人不僅同氣、同構，而且在運動變化過程中遵循相同的規律，即“理”。歷代醫家將陰陽變化之道、五行執行規律、太極之理視爲人與天地自然的普遍規律。
有了天人合氣、同構、同理這一天人合一理論基石，中醫學在構建其理論大廈，便從天人合一整體觀念出發，以氣爲本體，以陰陽五行爲結構模型，將人體置於天地自然及時空中加以考察，來建立其生理、病理模型，並提出相應的診治原則。天人合一、人與氣候、季節環境相協調是保證健康的重要前提，人體諸多疾病是由於天人關係失調所致於是，法天則地，順應自然，成爲中醫治病養生的一大原則。正如《內經》所言，“夫陰陽四時者，萬物之始終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
天人合一的醫學整體觀以人與自然的同一性爲基礎，從宏觀整體角度來認識、控制人體，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包含着樸素的系統思想萌芽。它對中醫理論範式的奠定和早期中醫學發展起到過積極作用。這種整體觀所蘊含的氣象醫學、生態醫學時間醫學等思想對於現代醫學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價值同時，由於天人合一過分地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同一，忽視了人與自然的本質差異，缺乏實證研究，用直觀臆想的聯繫取代人與自然真實客觀的聯繫，致使中醫理論帶有明顯的思辨色彩和模糊性特徵。
2崇古尊經的價值取向
中國封閉的大陸地理環境、高度統一的集權政治、“定於一尊”的儒家思想，孕育出中國傳統文化崇古尊經、追求同一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折射到中醫學，使之表現出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價值取向。黃帝、神農本爲傳說中的神話人物，卻被醫家依託並尊爲醫門聖人。漢末名醫張仲景又爲後人尊爲醫門“亞聖”，其著《傷寒》、《金匱》奉爲金科玉律。中醫理論和臨牀範式早在《內經》及《傷寒論》時代就己基本確立幾千年來，中醫發展緩慢，理論範式一脈相承，幾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範式革命。其中緣由固然多種，但崇古尊經的價值取向是其重要內因“理必宗《內經》，方不離仲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成了中醫研究千年不變的信條。後世醫家即使結合當時社會環境、疾病演變而有所創見，也須從《內經》中找到理論淵源，旁徵博引，引以爲據，方能爲其他醫家所接受偶有離經叛道、標新立異者則視爲異端，加以貶斥在歷代醫家中，金元四大家有所創見，但囿於傳統，不敢違聖離經，指摘聖人，始終未超出《內經》框架。吳有性“戾氣說”已突破了傳統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學革命的胚胎，但崇古尊經的價值取向只能視之爲“非聖無法”“創異說以欺人”
繼承和創新的矛盾始終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動因。繼承是可以使科學在一定程度上延續擴大和加深，但不能使科學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只有在繼承的基礎上進一步突破、創新，才能使科學出現新的飛躍。崇古尊經的價值取向過於強調繼承而遏制了創新。儘管這種價值取向對於繼承和儲存前人的學術理論和實踐經驗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現代，顯然已成了中醫發展的桎梏。因此，在強調繼承和挖掘中醫傳統寶庫同時，結合現代科技，大力提倡懷疑批判和創新精神，也即遵循“繼承不泥古，發揚不離宗”的原則，善於繼承，勇於創新，必將給中醫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3重神輕形的方法論特徵
重道輕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一價值命題滲透到中醫學術，形成了中醫學重神輕形的方法論特質。早在《靈樞·九針十二原》中就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說此處之“神”，指的是事物變化難測的功用及規律，屬於“形而上”而此處之“形”指可見有形的人體形態、結構，屬“形而下”“粗守形，上守神”從一個側面揭示出了中醫方法論重神輕形的特徵在中醫方法論上，“神”比“形”重要，掌握形的只是粗工，掌握神的纔是高明的醫術。
髒象說可謂是中醫理論基礎和核心。儘管歷代不乏臟器的形態描述，但中醫的臟腑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從這種形態結構中分析而得出的，甚至也不需要用這種形態去說明。因此，有的學者據此認爲中醫臟腑並沒有實體概念，只是“機能的複合體”，具有重神輕形的特點中醫診斷是“司外揣內”的功能觀察法，基於“有諸內必形諸外”的'信念，就沒有必要功能，便可揣猜出病之所在中醫的病因病機也多考察人體生理功能的變化，而很少考慮其具體實質形態的改變。“陰平陽祕”是指人體生理功能的穩態而非形態結構的平衡重神輕形的方法論爲中醫提供了一種簡潔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時也爲中醫披上了一層神祕面紗，留下許多難解之謎如經絡、命門、三焦等有無及定位的爭論。其實這些概念是功能而非結構概念，不是從結構分析中得出功能，而是從功能出發來“虛設”結構。因此，只有從中醫重神輕形的方法論入手，才能對這些概念、理論進行合理的解釋和科學地研究。
中醫重神輕形的方法論，從功能出發，採取不開啟人體黑箱的方法來認識和控制人體，不失爲一種高明的手段，與現代控制論的黑箱理論有相通之處現代系統論揭示出，系統的結構與功能是統一的，沒有無結構的功能，也不存在無功能的結構中醫方法論過分強調人體功能(神）而忽視結構（形）往往使其功能過於模糊而難以精確把握。透過對結構的瞭解來把握功能是西醫的長處，合理地吸收西醫解剖生理等重“形”之長，補中醫方法論之不足，形神並重，是中醫現代化中西醫結合的必由之路。
4得意忘象的思維意境
象與意是中國古代重要的一對認識論範疇最早見之於《周易》《繫辭》雲:“聖人立象以盡其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魏晉時期王弼在《周易略例》中對意象關係給予充分論述他認爲，言作爲象的代表，象作爲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維過程不應拘於言象，而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纔是思維的最高境界和歸宿自此，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便上升到了哲學思維方式高度，對傳統文化各層面發生着廣泛的滲透與影響。
“醫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醫學思維特色，從中也不難發現得意忘象的傳統思維方式作用的烙印中醫透過“象”一人體功能的外在表象來認識人體的，並以象爲本構建人體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髒居於內，形見於外，故曰髒象”可見，這裏的象是認識人體的手段、工具，並非人體本質只有經過“忘象”的過程，方能“得意”，從而抓住人體本質之所在.中醫臨牀診斷是以象、言爲基礎的。問而得言，聞、望、切而得象再經過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思維過程，才能正確地辨證如果拘泥於言象本身，易受表象假象迷惑而不得真諦。不難發現，得意忘象思維過程並非透過嚴密的分析和邏輯推理，而很大程度上依賴一種難以言傳的體悟及直覺，古今醫家多強調這種直覺體悟“得意”的功夫清代名醫周學霆在《三指禪》中有言，“醫理無窮，脈學難曉，會心人一旦豁然，全憑禪悟”。這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頓悟工夫非一朝一夕可得。它一方面來自長期臨牀經驗的積澱，另一方面得之於對前聖經典的鑽礫由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那麼，古籍醫經未能暢達先人之意於是，古時中醫讀書治學十分強調“心悟”“心法”。依靠語言，而不泥於語言，得意而忘言。
得意而忘象、忘言，追求一種直覺體悟的思維境界有着自身獨特的優勢，它能激發思維主體的想象和靈感，具有很強的創造力。基於豐富的經驗，從宏觀整體的聯繫中來把握人體，能夠揭示出單從局部分析難以揭示的人體奧祕但同時它又不以嚴密的邏輯爲前提，缺乏實證分析，所以又具有或然性、模糊性、臆測性等不足。
5醫爲仁術的倫理追求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範疇。“仁者，愛人也”。以仁愛之心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浸浴於儒家文化的中醫學，自然帶有儒家倫理色彩。“醫，仁術也仁人君子必篤於情”，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序》衝亦云“夫醫之爲道，君子用之於衛生，而推之以濟世，故稱仁術”。醫學之所以被視爲仁術，正是因爲醫家與儒家在仁愛生民這一點形成共識。
醫爲仁術，突出了醫學的倫理價值，特別強調了醫者首先必須具備高尚的醫德修養“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凡爲醫之道，必先正己，然後正物”。所謂“正己”就要加強自我修養，具備仁愛之心對患者不論貴賤，要一視同仁；清正廉潔，不圖利色等。其次，爲醫者還需具備精湛的醫術醫學畢竟是一門科學技術，即“術”，醫術精良是實現其仁愛救人的重要保證。“醫爲人之司命，不精則殺人”。醫術雖不是品德，但醫家的醫術直接關係到病人的生死安危，故古代醫家把醫術精良納入了醫德範圍，作爲醫家個人修養的重要方面孫思邈將中醫傳統醫德高度概括爲“大醫精誠”，深刻地揭示了醫爲仁術的倫理追求體現着真正的醫是高尚醫德與精湛醫術的高度統一。
醫爲仁術的倫理追求爲中國古代醫者提供了一整套的道德標準和行爲規範對仁的理想追求，對生命價值的重視，使得中醫能夠以仁愛之心去對待病人，保護生命，爲中華民族的繁衍作出了重要貢獻“仁”與“術”的高度統一又激發着許多仁人志士爲實現其濟世救人的道德理想轉而業醫，客觀上促進了中醫學術的發展同時，以仁爲本的醫學倫理包含着時代侷限性如作爲仁之本的孝的觀念阻礙了中醫解剖學的發展，倫理中心主義又使得醫理依附於倫理，致使傳統中醫長期發展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