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弗吉尼亞·伍爾夫認爲偉大的頭腦是雙性同體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相互融合才能到達藝術創作的理想境界。分析伍爾夫“雙性同體”，可以看出這個術語的提出不僅是由於女性她自己的利益，同樣也是爲了揭示男性的性別實質。毫無疑問，其中蘊含的對社會性另q的透視提高了批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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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雙性同體；男性氣質；女性氣質
弗吉尼亞·伍爾夫，英國的意識流小說大師，傑出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隨筆家，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先驅者。她在1929年出版的《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提出雙性同體思想，成爲後來衆多的女權主義者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在伍爾夫的理論中，雙性同體被賦予了文學的意義，那便是借於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相互補足從而能夠達到的藝術最高境界。伍爾夫認爲，偉大的腦子是雙性同體的，無論是男性作家還是女性作家在進行創作中首先應該擺脫的就是個人的‘單性意識’，從雙性角度去考慮問題以達到創作的最佳境界。雙性同體可說是伍爾夫對於藝術家進行創造寄寓的理想，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
首先，女性因素的提出，意味着伍爾夫的“雙性同體”作爲一種詩學理論第一次明確地強調女性特徵這基於伍爾夫作爲一名女性對男女不平等的現實的那種清醒、深切而痛苦的認識。她一直試圖探索一條重建女性自我，恢復女性社會地位，樹立女性堅強自信的道路，也就是主張女性“成爲自己”。所以，伍爾夫雙性同體理論對女性因素的強調，是重視現實的結果，無形中打破了歷來人們重視男性因素的偏見，使得“雙性同體”不至於遠離現實的基礎而落入空泛。實際上，伍爾夫的雙性同體是解構男女二元對立這樣的父權制原則的概念，它爲以後女性文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並對女權主義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使得後來的女性批評家或者女性作家更加冷靜睿智的看待父權社會施加與女性作家的壓力。它代表着“一種新的文學敏感性”，這種文學敏感性不是女性的，而是雙性的。但伍爾夫這位被後人看作女性主義的先驅人物，對自己這一性別寫作的有限性儲存了高度的警惕。她清楚地認識到，種種原因使得女性處在一個“被剝奪”的位置上，這個位置並不必然導致“真理”，導致寫作方面的任何優越性。在追尋女性寫作的傳統時，她對寫作上的女祖先一一加以清點。她發現較長時間的封閉生活給女性的寫作生涯帶來了明顯的損害，甚至傷害很大。女性被摒棄於生活之外，猜想着外界的情況，並且不可避免地誇大了內心的經驗；而等到能夠接受外部世界的陽光時，她卻又顯得太虛弱了，她過於急切地捕捉自己的感受，可是這種感受能力具有太多的主觀成分，致使她本人不能確切地知道到底什麼是自己真正看見的'和感受到的。而更爲糟糕的是，她有時會被來自性別處境的“憤怒”所壓倒和支配。以夏洛蒂·勃朗特爲例，“她並不想去解決那些人生問題，她甚至根本就沒有覺察那些問題的存在，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壓抑就愈顯示其強大的——都投入這麼一種斷言之中：‘我愛’，‘我恨’，‘我受苦”’。因而讀她的書，找不到對於人物性格的細緻觀察，她的人物幫是既生氣盎然又性格單純的；找不到喜劇性的情節，她的情節既嚴酷又粗糙；找不到關於人生的哲學觀點，她的觀點不過是一鄉村牧師女兒的想頭。儘管她有十分強烈的感受，但那等激烈，那等憤慨，使得她無法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地釋放。另外，在溫奇爾西夫人和喬治·艾略特等人身上也能看到這一點，而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裏更是可以時時見到這種情況。這具體表現在她們所選擇的題材上，以及她們對現實的憤怒引起的不自然的逞強好勝，對現實的隱忍引起的不自然的溫良馴順中。更甚的是其中虛僞態度的廣泛滲透，她們屈從於權威，其想象變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從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體性，也即失去了藝術的最根本的品質。爲此，伍爾夫寫下的這些話對於今天我們當下的“女性寫作”似乎更有啓發：“像女人那樣寫，但是像忘記自己是女人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