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秩序的維護不同於儒家禮教的文化秩序，二者產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史記·遊俠列傳》俠情特質的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檢視。
《遊俠列傳》一篇於《史記》各傳中超拔醒目，被稱爲“太史公最有斟酌用意文字”。本文特別拈出“俠情”一詞以分析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對遊俠所賦予的情感及其意義向度。此處的“俠情”非爲現代武俠小說中所謂的俠者的個人私情，而是指激越而又往復跌宕的情感樣式周旋較量在“俠”與“儒”之間，衝擊成“俠”與“遊”的緊密結合，最終達到太史公辨別是非、褒貶人事的深厚目的。
從俠情角度分析《遊俠列傳》，對於理解《史記》的遊俠精神和中國俠文化精神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遊俠之“義”———俠情呈現的突破點
《史記》不是帝王將相的功勞簿，而是由無數面形各異、身份地位迥然不同的人共同演繹而成的中華歷史畫卷。《史記·遊俠列傳》一開始就明確表達出遊俠於以往歷史記述中被缺漏的憾恨:“古布衣之下，靡得而聞已”，“儒墨皆排摒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餘甚恨之”。不僅如此，遊俠在現實語境中還遭到誤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因此，司馬遷要爲遊俠“正名”。自韓非“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之論出，“俠”似乎就被定了性———以武犯禁，與“暴豪之徒”的仗勢欺人、倚強凌弱混爲一談，被認爲僅有匹夫之勇。司馬遷爲正遊俠之名便從儒家的根本二字“仁義”講起，以“義”作爲呈現俠情的突破點。
檢閱《遊俠列傳》全篇，一個“義”字反覆出現，前後共有9次。何爲“義”?《論語·陽貨》載:“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孔子認爲君子小人皆有勇，唯有“義”是衡量他們是否作亂爲盜的標準。孔孟儒學推崇仁義禮智信，將“義”放在與“仁”同等的地位，那種不屈服於強權的威逼，爲弱小者、爲貧窮者、爲無助者作抗爭的行爲就是“義”，其內裏也符合儒家所說的偉大的同情之心，即“仁愛”。與暴豪之徒的勇武相比，俠是感念他人不幸遭遇並給予行動上的扶持。朱家本身“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車句牛”，卻願意鼎力助人脫離困境，急人之難，赴士之厄，“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救人之後，功成而弗居，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另一位以任俠聞名的劇孟，其行爲也“大類”朱家，死後竟然“家無餘十金之財”。如此有情有義之“俠”怎能等同於比周的“朋黨宗強”、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呢?正如《太史公自序》中談到的作《遊俠列傳》的主旨:“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遊俠列傳》中的“義”此時可等同於原始儒家所講的“仁義”，那就是對他人抱有的深刻同情，是在他人危難時施以救助的援手。“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伊尹、孔子等聖賢仁人尚且不能躲避，更何況才智平凡之人。再加上遭逢亂世，其悲慘境遇又待與何人去說?人生中的困境是即便聖人也會遇到的必然，能有於此時赴湯蹈火、解人於危難者就是俠。俠之“義”如同“己飢己溺”的儒家情懷，道出了司馬遷對人遭逢現實困境時的那種熱切期盼。《史記評林》引陳仁子曰:“遊俠之名，蓋起於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遊者，行也。俠者，持也。
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爲，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於蠶室之禍乎?”
俠的出現給冰冷的現實送來了溫暖，在一定程度上解脫了無所逃於天地間的苦難之痛切，拯救了天道不公時的人心傾頹，給世間帶來了正義和公平的希望。可以說，俠情中的“義”負載着司馬遷慘遭蠶室之禍、隱忍就辱時的低迴悲嘆，是司馬遷對苦苦追索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現實回答。
《遊俠列傳》爲“犯禁之俠”正名，俠情激盪，但司馬遷筆下的遊俠之“義”已然超越了儒家的“仁義”，其“義”的維度已被設定在一個更加雄渾壯觀的歷史長河中。在《遊俠列傳》開篇，司馬遷就大膽地質疑甚至消解了儒家“仁義”觀念所依靠的背景。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司馬遷巧借“鄙人有言”和莊子之言大膽地挑戰傳統的道德價值判斷。所謂“仁義”，在司馬遷看來，是“久孤於世”的“咫尺之見”，含有竊國大盜就爲侯、就存有仁義的虛假性。他所尋找的“義”是一種原本存蓄在中國文化精神中的最可寶貴的大無畏精神，“遊俠”則是當日時下這種精神的承擔者和踐行者。司馬遷透過《遊俠列傳》的書寫達到以此衝破各種束縛、完成對民族心靈培育的目的。
二、借儒形俠———俠情的敘述方式
司馬遷沒有將“遊俠”之“義”侷限在儒家的定義框架之下，而是跳脫出來，採用了獨特的呈現俠情的敘述方式———“借儒形俠”。的確，司馬遷在書寫《遊俠列傳》時，筆墨出入於儒和俠之間，並且在儒俠相提時常常“比權量力”，斟酌下語。列傳伊始就引韓非子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以明儒、俠於其時都受到指斥;但在漢代的社會政治語境中，二者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學士多稱於世雲”，儒者可以透過緣飾儒術求取功名;而俠者卻爲儒家、墨家等排擯不載，地位卑下、聲名不顯。司馬遷提出的恂恂儒者原憲、季次等，一方面具有令人肯定和同情的“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行爲，另一方面也贏得了“死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的身後名。兩相對比，反襯出遊俠生前修行砥名、死後卻寂寞無聞的處境。“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此處司馬遷毫不隱晦地表達出對遊俠的偏愛，對儒、俠予以衡量的天平自然有了傾斜。南宋的劉辰翁認爲:“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卻借他說遊俠之所爲，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已然察覺到了司馬遷的情感傾向。在《遊俠列傳》的儒家隊伍中，不僅有拘學“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的自保者，更有“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者。後一類一旦與“布衣之徒”、“閭巷之俠”、“匹夫之俠”的專趨人之急、赴人厄困相逢、與俠者的不矜攻伐廉潔退讓相比，則“不同日而論矣”。文章雖然沒有直接寫出這類儒者的虛僞醜態，但從最後導致郭解之死的公孫弘朝議便可看出司馬遷對他們的不滿。當“吏奏解無罪”時，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正是這番貌似堂皇的議論，導致郭解喪命及遭滅族的悲慘結局。“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的公孫弘無疑是充當了龐大統治機器的維護者和發言人，其進言深合皇帝之意。郭解雖未直接殺人，但統治者認定他已經發展到借聲名威望就能一呼百應、應者影從、甘願獻身的地步，這種強大而無形的民間力量已直接威脅到了專制集權政體對百姓的統治。“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柄，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在傳統的史家眼中，匹夫小民般的遊俠無論如何也不能握有生殺之權，一旦他們成長爲立於皇權統治之旁的勢力，成爲可能威脅政權的存在時，則必定要除之而後快，只有“殺無赦”才能斬斷這種逸出於政體之外的力量。
《遊俠列傳》對郭解人生經歷和悲慘結局的大書特書正是“借儒形俠”的明顯表現。《遊俠列傳》總共2400多字，真正開始進入人物傳寫的有1500多字，其中除去對朱家、田仲、劇孟等的片段式記述，對郭解的記敘就達1000多字。很明顯，郭解是理解《遊俠列傳》的關鍵性人物。他“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少年時的郭解不是在儒家謙恭卑微、溫文爾雅的禮教訓導中成長的，對此司馬遷也沒有爲尊者諱，如實敘寫而已，但其背後藏有深意。長大後的郭解突然收心改性、重新爲人了。箕踞者對他傲慢無禮，郭釋之爲“吾德之不修也，彼何罪”，而且爲其免去“踐更”，以德報怨;自己姐姐的兒子在與他人衝突時被殺，郭解竟沒有像少時那樣“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地快意恩仇，而是調查瞭解事情經過、明白是非曲直後承認“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並且“去其賊，罪其姊子”，主持公平與公正，大義滅親。郭解居間調停洛陽兩家相仇者，功成後卻於深夜悄然離去，不使人知，不矜功自傲。郭解行爲舉止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郭解在他鄉“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郭解種種行爲幾乎達到了“爲人謀”要“忠”、“與朋友交”要“信”的儒家爲人原則。即使郭解在被追殺的流亡途中，也是“所過輒告主人家”，光明磊落，坦坦蕩蕩。以上種種，如果放在儒家禮教範圍內去要求一個“君子”、“賢人”，我們不會覺得詫異;但“忠”、“信”、“勇”、“義”、“直”卻在一個從未接受過儒家思想規訓的郭解身上得到了體現，這就不禁令人深思了。究其因，在於司馬遷對郭解———“遊俠”身份的價值確定上。班固曾不滿地說司馬遷是在“退處士而進奸雄”。司馬遷的確在“進”和“退”，但“退”的是儒之不堪、或獨善其身僅抱咫尺之義，“進”的是俠之高蹈、古直純樸。儒之種種不堪表達的是司馬遷對現實虛僞的反思，而俠之高蹈則是司馬遷對激昂俠風的嚮往，推而廣之就是對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遊俠”品質的塑造。而這種精神也是淵源有自，我們可以回到“儒”、“俠”文化的分櫱處來看。
關於“俠”的來源，各家觀點不太一致。有認爲“俠”出於儒者。也有說“俠”發源於戰國時期的墨家，如魯迅言“孔子之徒爲儒，墨子之徒爲俠”;聞一多說“墨家失敗了，一氣憤，自由行動起來。產生所謂遊俠了”。還有如郭沫若認爲的遊俠源於商賈:所謂任俠之士，大抵是出身於商賈，商賈而唯利是圖的便成爲市儈奸猾，商賈而富有正義感的便成爲任俠。
比較融通的看法是余英時的“俠”與“士”的譜系說:俠只有社會譜系可說，其直接系統出自武士階層，而武士則又由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分化而來。漆雕氏之儒和“赴火蹈刃”的墨者都不過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之蛻化未純者，因此和俠有幾分表面上的相似。
余英時先生在此認爲，春秋時期“士”的階層進行着文武分化。有的“士”閒時耕田，忙時則參與作戰，保留原有的習武身份，最終發展爲具有尚武、尚勇行爲特徵的武士，如孔門弟子中非常英勇的子路。“俠”也就在“士”階層文武分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並且具有最高的武士道德水準。同時，“士”階層的文武分化所形成的另一支則專門從文，“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他們打破了貴族階層壟斷知識的局面，掌握知識，學習“王官之學”(禮樂文化)，以恢復三代之學爲己任，“儒”便是其中一類。“俠”和“儒”在後世的發展中也就逐漸成爲具有不同文化特徵和價值追求的兩類人。
戰國至漢，“俠”已成爲令統治者不可小覷的力量。韓非子的《五蠹》曾說“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班固說他們“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東漢荀悅則認爲“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爲盜賊也”。他們雖然承認遊俠這類人衝州撞府、救人危難的節操品質，但更擔心在各修其業的四民之外駢生出的遊俠“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成爲擾亂社會統治秩序的“德之賊”。
漢初高惠文帝之時，統治者對勢力強大的遊俠尚未採取強大的打擊措施，多半因爲劉邦本身就是提三尺劍、以布衣之身取得的天下，他所依靠的是一些遊民、遊士等身份的人:“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樑。”
這些人後來就成了爲他出謀劃策的智囊、斬將搴旗的武將。至漢景帝時，統治者任用郅都等一批酷吏，對豪俠開始了大規模的誅殺:“(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慄”。郭解的.父親也“以任俠，孝文時誅死”。
漢武帝朝任用酷吏充當耳目和爪牙。這些人應和上意，行見知故縱之法，致使大臣們噤聲不敢言，人人惶恐自危。郭解之被殺正是武帝禁網嚴密的表現。同時，武帝聽從主父偃的建議，遷徙富人豪強於茂陵，茂陵成爲豪強的又一生長地。茂陵秦氏殺原涉季父，谷口豪傑又爲原涉殺茂陵秦氏，“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遊俠的活動延續到武帝時，基本上一直是沸騰不安的。
隨着皇權的集中，禁網的嚴密，對遊俠的管制和打擊也逐漸強硬起來。
相較於俠一路而來的被管制、被打擊，儒的發展歷程就平順得多。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教經孔子集成傳至漢代已近千年，先前百家騰涌、活躍鮮明的思想環境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統下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叔孫通爲漢高祖立朝儀，使原本“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的羣臣知曉了臣卑君尊的等級秩序，使布衣天子驚呼“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武帝重臣公孫弘從不敢面折廷爭，喪失了先秦儒家“諫諍”的傳統。漢代的儒家服務於大一統帝國，依附於皇權，失去了原有活潑獨立的個體意識。而言行果斷勇敢，赴人厄困不愛其軀，“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遊俠與專制集權之間形成了一種力量上的無形角逐。對這種矛盾的緊張較量狀態司馬遷不但沒有進行紓解，反而以述作本身進行了頌讚，他肯定“俠”這類人的存在，凸顯他們的個體價值，從而寄予自己的理想。《遊俠列傳》在黑夜如磐的天幕下，彷如一盞反抗專制、批判黑暗現實的明燈。
三、“遊”———俠情的最終指向
《遊俠列傳》“俠情”之最終指向就是“遊俠”中的“遊”，表達了司馬遷對遊俠作爲個體與天下大勢發生矛盾衝突後的思考。
“遊”字本身在中國傳統文化架構中蘊含着豐富的人文氣息。孔子在《論語·述而》中有“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之語，要求學生立志在道，根據在德，憑依於仁，能“遊”於藝，即嫺熟地掌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最終得到學習的自由和愉快。莊子“逍遙遊”，講的是個體精神衝破各種客觀的限制，遊於天地之間，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些“遊”的思想源泉，都處在中華文化的形成時期，其構件都是生動活潑的。孔孟莊子時代他們很願意“遊”，很在乎“遊”的狀態。在專制的文化態勢形成前，“遊”有實踐的空間。到了戰國時期，天下大亂、諸侯紛爭，遊士在動盪中尋求活法，憑藉口才之厲、馳騁辯辭、遊說天下，此時的“俠”常接受有權有錢者的招致，周遊各國，如孟嘗君招六萬多家任俠者，蓄養死士。至秦孝公時不喜歡人們遊，他啓用商鞅，“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連逃亡中的商鞅也被擋在“商君之法，無驗者坐之”的規定之下。到了漢代，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統治嚴密的王朝出現了。在嚴酷的專制統治中，“遊”儼然成爲司馬遷心頭的一種理想。他期盼着嚴苛的政治體制中有一種力量出現，能在社會的夾縫和專制的刀光劍影中左衝右殺。《史記·索隱》對“遊俠”這樣解釋:“遊俠，謂輕死重氣，如荊軻、豫讓之輩也。遊，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言能相從遊行挾持之事。”
從遊士到遊俠，從遊走於諸侯國到遊離於統治秩序之外獨立生存，“遊”的主體身份、行走方式都發生了轉換，不再唯統治權勢的馬首是瞻。遊俠階層的存在，構造出不同於現行體制的另外一種社會格局。朱家、劇孟、郭解等不從屬於任何一個利益集團，他們以個體的身份穿梭遊走在底層社會，構成了一個非儒非墨非商、亦非主流非官方的一類人。在他們身上，種種品德令人歎賞，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赴人厄困、存亡死生、功成而弗居。他們的聲名傳播四方，在當時當地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和他們交遊的人越來越多。
與高祖同時的朱家是魯人，“魯人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景帝時的劇孟住在洛陽，“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得一劇孟則“得一敵國”，其母親去世時，從遠方來送葬的人有千乘之多;郭解勢力影響更大，那些敬仰他的裏中少年可爲他以軀報仇，爲他效勞，還“不使知也”。這些遊俠及其帶動起來凝聚在他們周圍的人已經構成了對統治者的威脅力量。臥榻旁豈容他人酣睡?司馬遷深知“遊”之“俠”、“俠”之“遊”，必定因爲遊離於現行社會秩序之外而遭到制度的壓榨和摧殘，一個高度集權專制的政體中，如何能允許他們的存在?《遊俠列傳》篇尾“籲戲，惜哉”四字上就凝結着對郭解的無限痛惜之情，因爲“遊俠”是司馬遷被壓抑着的理想及希望的閃耀。
“遊”作爲俠情的最終指向，其思想來源可以歸結到司馬遷的“平民”精神。李長之先生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曾說:“司馬遷雖因爲儒家的教育之故，講縉紳先生的趣味，講雅，可是他骨子裏的精神是平民的。”
唯具有“平民”精神的人才可以對皇帝盡嘲諷之能事，對惺惺作態的官僚行揶揄之言。
俠的精神之所以能在民間紮根，因爲民間是其精神的沃土。一旦自由、正義受到了限制和戕害，俠的反抗精神就會委曲在民間大衆的心靈上生存，他們所生活的空間就是“民間”，即後人常說的“江湖”。
民間秩序的維護不同於儒家禮教的文化秩序，二者產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央專制集權的大背景下，“遊俠”和“士人”成爲兩種文化秩序的代表，一個遊離於傳統的文化秩序之外，救人之難，不愛其軀;一個因依附王權而進退皆憂。《史記》中有好遊俠的汲黯、有“爲氣任俠”的季布和欒布，他們都沒有被寫進《遊俠列傳》，就因爲他們已經進入了統治階層。所以司馬遷的“遊俠”的“遊”不僅是陳仁子所說的“遊者，行也”在地理空間上的遊走，更包含了作爲一種力量遊離於儒家倫理秩序以外的意思。
要說明的是，司馬遷在對遊俠與刺客的情感趨向上還是有所不同的。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就司馬遷而言，既然將遊俠與刺客分列二傳，遊俠與其所養之客不能是二而一的概念應該是清楚的。”
俠以暴易暴，行的是正義之舉，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刺客主要是感知遇之恩。《刺客列傳》中寫了五個刺客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荊軻。除了荊軻刺秦王外，其他幾人如曹沫劫持了齊桓公、專諸刺王僚、豫讓刺趙襄子、聶政刺韓相俠累等，主要糾結在個人恩怨上，在境界、眼光、氣魄、產生的社會效應上與遊俠都有不同。俠重的是正義，刺客是受人之恩，一諾千金。遊俠與刺客在義的大小高下上有所區別，在用情上亦也不同。俠情有社會擔當，帶有普遍的社會價值和理想追求;刺客亦有情，但更多的是感恩圖報。遊俠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體現的是崇高、偉岸、壯烈，有普適性、開放性;而刺客鋌而走險、意氣用事，將自己淪爲他人實現某種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其行爲和後果取決於施動者的動機，成功與否不得而知，其情有偏狹性、封閉性、保守性。刺客是勇敢的，富有冒險精神。荊軻刺秦壯懷激烈，令百代後世都爲荊軻掬同情之淚;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荊柯刺秦又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因爲華夏民族不能再像戰國時候那樣混亂割據，數千年的文明需要在統一中求得發展，因而司馬遷對荊軻等既懷深情又有節制和保留。
《遊俠列傳》是中國史書上的空谷絕響，後代史家沒有再寫出類似的遊俠傳了。雖然後有班固的《漢書·遊俠傳》，美其名曰“遊俠”，但實際上已是遊俠的變質———豪俠了，萬章、樓戶、陳遵、原涉等與司馬遷所推崇的“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的遊俠已不可同日而語，屬於“曏者朱家之羞”的“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豪俠之倫，是封建諸侯和地方豪強壯大自己所藉助的一股力量。錢穆先生說:“太史公又寫了《遊俠列傳》，爲什麼後來人不寫了，這也因在後代社會上游俠不成爲一個特殊力量，卻不能怪史家不寫。”
其實，在後代社會中，依然存在“遊俠”，不過其精神本質與品格已經不爲專制皇權下的正統史家所肯定了，但這種“特殊力量”並未隱匿消失，它頑強執着地紮根於民間社會，維護和追求着人間的公道。如《水滸傳》中的草莽英雄們，他們與太史公筆下的遊俠漸行漸遠，一方面宣傳“替天行道”，一方面又要“忠義雙全”，佔山爲王，落草爲寇，最後只能在逼上梁山之後又走上被朝廷招安的道路，他們的悲劇結局正是民間遊俠之氣與儒家品格結合後的產物。而在後世文人筆下多出現的“仗劍去國，辭親遠遊”、行俠仗義的俠客形象，實際上是對“遊俠”本身所具有的自由無畏精神的文學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