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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新詩潮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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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朦朧詩作爲新時期文學中第一隻報春的燕子,其所繼承和開啓的現代精神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某種經典和範式效應。詩歌的實驗潮流悄悄地誕生和崛起,形成了被人們稱爲“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詩歌新潮,實現了對朦朧詩的又一次跨越。

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新詩潮論文

關鍵詞:朦朧詩 詩歌實驗 第三代詩歌

五四新文化運動,拉開了中國現代白話新詩的序幕。胡適、郭沫若等人做了最初的嘗試。之後,湖畔、新月、象徵、現代、九葉等流派的詩人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創新,使中國的現代新詩有了一個嶄新的發展。

歷史進入20世紀50年代之後,繼承延安時期文學的新理念和發展方向,文藝爲政治服務,爲工農兵服務,新時代文學愈來愈進入一個高度極致化寫作的紅色經典時代。就人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主體或個人普遍沉淪的時期,新詩走進了一條單純爲政治服務的死衚衕。

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1978年底,中國的新詩迎來了她的新生。崛起的新詩潮,即所謂“朦朧詩”就像一隻報春的燕子,飛入了人們的視野。新時期文學最壯觀也是最輝煌的一頁無疑是“人的歸來”,而作爲一隻春燕的朦朧詩,顯然是最早向人們傳佈了人的主體性復甦的信念。顧城一語道破了這類新詩所蘊含的新質和內在價值:“是因爲它出現了‘自我’。在朦朧詩人這裏,人從宏大的敘述中脫胎而出,開始被表述爲具有獨立價值和獨立思考能力的自我。”也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深情感嘆的:“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人的啓蒙,人的覺醒,人的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着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爲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書體旋轉。‘人啊,人’的吶喊遍及了各個領域各個方面。”“人”終於復歸到一個新的主體性時代。

新詩潮一方面繼承了五四新文化的主體性傳統,另一方面又是在新的時代中西文化交匯和撞擊的環境下產生的。因而它突出體現了啓蒙主義關於普遍主體與自由解放的信念與理念,而“主體性”、“人的自由與解放”、“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等思想形態,更是貫穿了整個詩歌文字的靈魂和命脈。朦朧詩人們就這樣,他們代表着一種時代精神,也代表着一種羣體行爲。早在朦朧詩的發生成長期,他們就回到了個人,並且開始運用自己的理智思考人的價值、意義以及民族和人類的命運,呼喚人性,呼喚人的獨立的價值。他們崇尚自我、理性和思考,他們相信,在一個上帝死了的世界裏,人就是一個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神。這種人的價值觀念的重新確認,給新歌創作從思想到藝術的解放和創造,均帶來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朦朧詩人是以一代人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現在詩中的,他們的主體和自我裏,也蘊含着極深厚的歷史感、使命感和社會意識。因而當他們在爲這一代人,爲歷史、爲民族代言和吶喊時,就不可避免地表現出那種英雄主義精神和崇高感。他們的詩既充滿了執着的信念和樂觀精神,又充滿着懷疑意識和批判精神。

人的主體性的自覺不僅僅在於一個“大寫的人”或普通主體的彰顯,更重要的是,它愈來愈向着人的內在現實探索、延伸。朦朧詩人們由此轉向內面的生活,開始崇尚生活消融在內心世界的祕密。朦朧詩人的內在化和心靈化傾向,不僅僅是在特定的歷史行勢下人的主體性覺醒後的必然選擇,也不僅僅是接納了古老的以人爲本的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思想,另一個重要因素同樣是不可忽略的,這就是現代性尤其是20世紀以來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廣泛影響。現代主義思潮,諸如法國的象徵主義、英美的意象主義詩歌和意識流小說、德國的表現主義文學、法國的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他們的主張是:“文學是表現,而不是再現”,因而他們堅持文學的主體性,尤其是內在性,這對朦朧詩的內在性詩學觀念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也必然形成了那種內在性的對待自然客體的態度和審美觀物方法。朦朧詩人對待自然事物的態度和審美觀物方式,顯然具有強烈的主體性和內在化趨勢。他們把自然事物拿過來,揉碎,變形和重新組構,創新出一種符合內在性邏輯的不同於客觀世界的獨特自然。朦朧詩人正是在與自然的對立中爭取到了自己的位置,並且看到了主體對自然的征服,從而建構了一個“向我而來”的,依據主體的“內在原則”而重新安排的藝術世界。最爲一種“自然向人生成”而整理內在地擁納着自然事物的主體性詩學,朦朧詩在藝術上呈現爲意象修辭形態,朦朧詩大量運用隱喻或象徵的意象及其修辭方式,在其本質上也是傾向於象徵主義的。

被稱爲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新時期文化及其文學的崛起,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現代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歷史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的一種復歸、矯正和重建。而朦朧詩作爲新時期文學的第一隻報春的燕子,其所繼承和開啓的'現代精神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某種經典和範式效應。作爲朦朧詩的代表詩人,舒婷是一位情感型女詩人,她那種深厚而又強烈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那份沉入生存處境深處而衍生的深沉的焦慮和思考,使她的詩透露着鮮明的理性光亮和主體性色彩。北島的詩更具有一種經典的主體性形態和啓蒙主義傾向。他是一個時代的見證者和代言者,他的懷疑主義和社會批判指向,是一種神聖理性之光,照亮了人們的生存之路。北島的作品表達了一代青年的精神狀態和主體意識,因而撼動了整整一代人的靈魂。顧城的詩展現了純粹的精神世界和童話王國,那同樣是基於主體性的覺醒和理性的彰顯。

20世紀80年代初葉,“朦朧詩”達到了它的鼎盛期,但在這之後短短的時期裏,作爲一個流派,朦朧詩卻漸趨式微。而詩歌的實驗潮流又悄悄地誕生和崛起,以至形成了被人們稱爲“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詩歌新潮,實現了對朦朧詩的又一次跨越。

朦朧詩之後,首先不能忘記的是以江河、楊煉爲源頭的後期朦朧詩和文化詩,它是朦朧詩自身內部的一次深刻而自然的延伸,體現了一種歷史文化意識。作爲新時期詩歌發展的繼續,大學生詩歌就成爲“第三代”詩產生的溫牀,它構成了“第三代詩”的直接背景。實驗詩在80年代中期以突進的姿態繼續前進,呈現出兩種生存形態;其一點以整體主義,新傳統主義爲前鋒的後期朦朧詩或文化詩的凸起和變延。其二是以“他們”、“非非主義”爲中心的非文化詩的成長,其中包括反崇高、反意象的“莽漢詩”、“大學生詩歌”以及反技巧、重語言及生命的“海上詩羣”等,他們共同匯成了實驗詩歌的洪流。朦朧詩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詩人的自我,淡化了詩的政治角色;江河、楊煉對歷史感的呼喚和史詩性作品的探求,只不過是這種泛化的政治意識向縱深的延展;然而,在第三代詩人看來,這種對詩的現實政治感、歷史感和文化感的強化,都是企圖使詩變爲抽象理性的載體。這種非詩的因素,正是使詩長期徘徊在詩之外的主要障礙。一場重建詩的本體的革命,便從這裏開始了,而“非文化”便是這次詩學革命最燦爛的標誌。“第三代”詩人從非文化開始,企圖重建一個本體的世界,使之重現人和世界的本來面目。“他們”詩派的“歸真反樸”,“非非主義”的“前文化還原”,“反詩”的“不變形描述”,都是向着這一目標的跋涉和探索。他們進行詩體實驗,淡化消解文化,使人和詩還原到本真的存在狀態,呈現出一種“非文化”的“原在”。“非文化”是第三代詩的總體思想基礎,其兩大基本標誌,是與朦朧詩恰恰完全相反的兩個特徵,即“非崇高”、“非意象”。

第三代詩人的實驗詩歌,扮演着文學先鋒者的角色走在文學革命的前列。第三代詩作爲一種開放並生長着的詩體形態,雖然至今仍不能說它已趨於完結,但它畢竟正在成爲傳統而匯入詩的歷史之中。給第三代詩一個恰當的歷史定位,或許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它畢竟給新時期詩壇帶來了新的藝術探索。第三代詩歌或許可以說是一種真正文學意義上的詩歌寫作。它從本質上揭示了一種新詩學態度和觀念:“詩就是詩本身,而不是它之外的別的什麼。”一種真正的文學本體論思想正是由此而誕生。

新時期文學中,由朦朧詩和第三代詩所匯聚而成的新詩潮,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無疑起到了摧枯拉朽、標新立異的開創作用。它使得中國當代詩歌呈現出嶄新的面貌,使詩真正迴歸到詩自身。新詩潮必將在中國文學的歷史中留下自己清晰的深深的足印,長久地展現自己迷人的風采。同時,任何文學流派的誕生髮展,都與其所處的社會時代環境有着必然的聯繫,中國當代新詩的未來如何,應該走向一條怎樣的道路,這不是哪一位先知先哲可以預測的,是需要當代從事文學詩歌創作的人們共同不斷探索的,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新詩也會在她賴以生存的這塊土地上不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