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內容提要：湘西文化被視爲反撥現代文明失範的理想文化形態,作爲審視現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鏡，是對文化理想之境的追尋，這種現象性的說明是形而下的，但缺少歷史理性。這種缺失現代歷史理性的價值取向必然受挫。文化對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極都無法成爲對立二元瓦解後走向文化融合後的主導性文化，這正是沈從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爲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觀之鏡時進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時所面臨的困境。沈從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歷史理性尺度之間的衝突，正是沈從文文化困境的來源。在創作後期，沈從文是站在歷史理性的高度上去重審他在上海時期所展演的湘西古楚文化感性生活各種形態，這是沈從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從文從本土文化闡釋意識到歷史理性高度說明了沈從文的文化理解闡釋身份的全面置換，也揭示了沈從文文化闡釋的方法的自覺更新。沈從文從苗族、湘西區域意識到華族整體意識的逐步歸聚，實際上是他跨文化思考、歷史理性思考、乃至對人“類”意識思考的結晶。沈從文該期的文學創作正是對中華民族如何走向復興問題的形而上的思考。
4、1 反觀之鏡的破碎
4、1、1 反光之鏡的破碎
沈從文面對城市——鄉村、邊緣——中心、古楚感性文化——儒家理性文化二元對立，把湘西文化作爲審視現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鏡，來揭示現代文明的病苦。湘西文化被視爲反撥現代文明失範的理想文化形態。沈從文展示了作爲人類生存生活的無限豐富性和人類之初的原始質樸性。在作品中他用“鄉下人”人性來涵蓋其間的質樸與剛健，用之去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歷史環境下那“城裏人”因拜權、拜金、拜洋派生出來的種種軟骨症相對照，以引起國人的注意。因此，沈從文的湘西文化和原初社會的原始性成了渴望精神靈魂、療救現代性病患的靈丹妙藥，其湘西文化也成爲了現代都市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鏡。
作爲都市現代文明的反光之鏡，初樸本真，那是人類孩童時代的天真自然，這是滋養現代人精神靈魂的靜謐之處，由此使靈魂不再浮躁，能抵抗住物質主義等現代性所導致的種種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機。但是古老、古樸的湘西面對現代文明的浸染命運堪憂，其粗樸的人性也逐步走向墮落。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論及：“我並不即止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裏，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範型以後，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東西。他們受橫徵暴斂以及煙的毒害，變成了如何貧窮與懶惰！我將把這個民族爲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於營養不良所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慾望，來作樸素的敘述”。[61]沈從文在《邊城》、《湘西》、《湘行散記》、《長河》諸文中展示了湘西邊遠之地原本初樸人性的墮落處，無不表達了其深沉的憂思。他在《湘行書簡》中對在沅水流域水上討活的人們的命運的描述，來揭示這些人們日況愈下的慘境：“多數水面上人生活皆很悲苦，並無多少興致。這種現象只有一天比一天壞，故地方經濟很使人擔心。若這樣下去，這些人過一陣便會得到一個更悲慘的境遇的。我還記得十年前這河裏的情形，比現在似乎是熱鬧不少的。”[62]沈從文對其悲慘境遇的思慮，許多作品都體現出來，“十五年前，竹林裏的鳥雀那分從容處，猶如往日一個樣子，水面划船人的愚蠢、樸質、勇敢耐勞處，也還相處不遠。但這個民族，在這一堆日子裏，爲由錢、毒物、饑饉、水災如何向墮落與死亡之大路走去，一切的生活習慣，又如何在巨大的壓力下失去了他原來的範型！”[63]而作爲一個民族的希望的青年人也在精神上陷入麻木不可知不可救之中。“這些青年都不打算到本身能爲社會做什麼，願爲社會做什麼，對生存既毫無信仰……。從這些人推測將來這個地方的命運，我儼然洞燭着這些地方，從人的心靈到每一件小事的糜爛與腐蝕。這些青年皆患精神上的營養不足，皆成了綿羊，皆怕鬼神。一句話，皆完了。”[64]面對現代文明的強勢擴張，湘西楚文化走向失範。湘西原居民的生活形式全面走向變化，文化走向迷失，人性從偉大處走向墮落，這些讓沈從文常陷入一種“無言的哀慼”中了。這種精神上的哀慼是沈從文作爲湘西文化代言人因其文化失去常態走向墮落時的內心的極端傷痛。沈從文如此表達自己內心：“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的隱狀的悲痛也忽略了”。[65]朱光潛先生如是評沈從文《邊城》所體現出來的憂思：“表現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於幻想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在心坎裏那一股沉鬱隱痛”。
4、1、2 反光之鏡破碎的原因分析
沈從文把湘西古楚感性文化作爲都市現代文明與傳統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觀之鏡，希望以此找到文化復興之路，但這條路命中註定是要失敗的。文化復興之路，目光向內轉，從古楚感性文化和儒學理性文化中尋求文化再生資源；目光向外轉，實施全盤西化方之策略，兩條道路貌似水火不可相容，分岐不可逾越，但兩者背後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都採取了一元的文化觀，他們在本質上都屬於一種單一的文化模式。在文化衝撞、相互涵化走同文化交融時，不論何種以單一文化形態去覆蓋其他文化形態的任何企圖都會失敗的。道理其實很簡單，不同文化形態及其文化特質的區別，體現在該文化所處的時空、其經濟基礎及在此基礎上的文化本身發展的水平的差異上。在人類文化的總體發展中，文化內部的各個文化因子、各地域、各國度之間的文化發展水平是存在着時代差異的。沈從文湘西世界和都市文明之間的文化衝突，實際上是一種不同時代文化之間的衝突，即歷時的文化形態在共時中發生衝撞。由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殊的歷史機緣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多樣統一的特徵，在主流漢儒家理性文化出現失範時，處於不同文化發展階段的城市——鄉村、漢儒家主流文化——苗家等少數民族文化、理性文化——古楚感性文化等對立的二元就發生了共時性的衝突。因此在理解和闡釋這些文化間、文明間的衝突時，我們更應具備文化相對論思想與方法，強調跨文化理解與闡釋，不僅是不同地域、不同傳統的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溝通，也是不同水平、不同時代的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溝通。這種跨文化了解和闡釋必須突破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的偏見。“這種跨文化理解的關鍵在於克服由於文化隔閡和文化落差產生的文化偏執心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由於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薰染，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文化定勢和文化價值作爲惟一的或基本的標準、尺度和參照來度量、理解和評價其他文化，並將自己的文化觀念、文化感情和文化追求作爲一種文化定勢而傾注到對象之中，從而造成一種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心理衝突。這種文化心態的主要特徵是不能以歷史主義的態度去看待異文化，而只是從自己的觀念和價值取向來看待，要求甚至改造異城文化。”[66]沈從文尋求反觀之鏡的失敗，原因就在於此時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選擇時的理論前設爲：湘西本土古楚感性文化優於都市儒家理性主體文化。這實質上是希望用湘西古楚文化的觀念價值取向去改造漢主體文化。這種缺失現代歷史理性的價值取向必然受挫。文化對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極都無法成爲對立二元瓦解後走向文化融合後的主導性文化，這正是沈從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爲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觀之鏡時進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時所面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