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是從全面批評和否定的角度展開它的觀念的，也是在普遍的批評中不斷成長起來的。以我們久以習慣的、普遍認同的思維方式來考察，後現代主義似乎不可理喻，所以用來指稱和界定後現代主義觀念的詞彙都一定程度上帶有貶義和嘲諷的色彩：無核心、無系統、無真理、反理性、反基礎、反本質、反規律、碎片、主觀、遊戲、虛無、消解、摧毀、否定、唯心主義、解構一切、異質分裂。許多人認爲後現代主義否定一切，不可能對知識和文化的發展有任何貢獻，至多隻能是曇花一現。但是事實卻向着相反的方向發展，面對各種批評和否定，後現代主義的滲透力和影響卻越來越大，從上世紀中葉興起至今，後現代主義已經逐步從藝術領域、滲透到文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諸多領域，而微觀史學、心態史、婦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的紛紛出現，其中蘊涵的後現代元素已經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的影響。人們也許並不確切瞭解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內涵，但是很多人都開始熟悉德里達、福科、詹姆遜等後現代主義者的名字；人們也許並不熟悉他們對語言的闡釋和對文字的定義，但是人們都開始使用“話語系統”。在後現代主義不斷擴張的同時，正視它和對它進行研究是最起碼的態度。
後現代主義以解構我們長期形成和普遍認知的認識論基礎和體系爲特徵，並沒有提供明晰的替代性基礎和體系供我們進行參照，也就是說，它並沒有爲我們提供兩者擇一的選擇，這爲我們無論接受還是拒斥後現代主義都面臨着尷尬和矛盾。我們不可能無視它的存在和影響而故步自封，也不可能輕易地加入後現代的隊伍來拆毀我們所得以立足的認知和實踐基礎。也許，借後現代主義的眼光，反觀我們所認知的基礎的缺陷，並從中尋求積極的啓示，也許是最爲現實和可取的態度。從歷史研究領域來講，我們可以運用這種眼光對對歷史的本真、歷史發展、歷史的未來、研究歷史的角度等許多方面，甚至對我們認爲理所當然的前提進行重新審視，從而形成更加豐富和深刻的認識。
長期以來，我們研究歷史基於一個普遍認知的前提和基礎，那就是進步的發展的歷史觀。從這樣一個觀念出發，我們認爲歷史是一個直線發展的過程，總是從低級階段一步步走向進階階段。按照以往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就是人類歷史必然都經過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繼而達到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歷程。歷史是有規律的，一個事件和另一個事件之間總是有着密切的因果關係，一個事件的發展總是會成爲繼而出現的下一個事件的原因和基礎，而某個歷史發展階段的消亡總是會爲一個新階段的誕生提供前提。我們相信歷史的發展有着一個預設的終極目標，就是人類歷史的發展最終會達到一個理想狀態。運用這種觀念，我們從紛雜的歷史叢林中尋找出一條清晰的路徑，區分出了進步的力量和落後狀態，把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納入一個統一的發展軌道。在沉浸於我們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時，我們無法也不願自覺地對我們認識和研究歷史的前提進行審視，而正是在這一點上遇到了後現代的挑戰。後現代認爲歷史不是直線發展的，而是循環的；歷史發展不是統一的而是多元的；歷史是沒有規律的，只是一個個獨立的文字；歷史的發展沒有終極的目標，所謂的美好未來只是沒有根據的虛構。在後現代主義的解構下，我們認識歷史的基礎似乎不存在，在此基礎上建造起來的大廈也是虛幻的。我們無法認同後現代主義對我們所認知的基礎的解構，但是我們應該承認它找到了解構我們基礎的角度，而這些角度也許正是我們的基礎所存在的缺陷，正是值得我們反思之處。具體來講，在我們構造一條逐步發展的歷史線索的時候，我們習慣於尋找“中心”、尋找“標誌”，這些中心或者標誌往往被固定爲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界碑，西羅馬帝國滅亡而歐洲進入封建社會本來是一個特殊的事件，但是它被普遍化爲人類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標誌。既使對此有過一些爭論，但是人們仍然擺脫不了以此中心來替代彼中心的模式。這種思維的直接後果是忽略了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在由各個設定的中心接續起來的統一的歷史之流中，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歷史變成了被大海裹挾的泥沙，歷史缺少了豐富性。在追求歷史進步的同時，我們也習慣於區分“進步的”和“落後的”因素，把進步和落後的相互對立絕對化、簡單化和模式化，從而把完整的歷史階段或者一個統一的歷史事件一剖爲二，歷史成了我們所提煉出來的進步力量的接續，而抹煞了歷史事件、歷史階段本身的複雜性。在很長的時間裏，我們強調文藝復興啓示新社會的一面，人文主義者批評教會和舊制度的言論成了我們最喜歡選取的素材，但是人文主義者與教會合作的材料同樣豐富，但我們都會有意無意地忽視，這種認識問題的方式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另外，我們也習慣於區分主流和非主流，慣於透過考察王朝更替而強調歷史的演進，忽略“非主流的”大衆文化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場景；喜歡研究轉型時期而忽視靜態的歷史考察。所有這些現象都不是某項具體的歷史研究所存在的缺陷，都同我們認可的研究歷史的前提有關。後現代的批評和否定可以警示我們認真地審視我們所賴以認識歷史的模式，努力避免其固有的缺陷和僵化之處。
在研究歷史過程中，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抱着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歷史是客觀的，歷史研究的目標是尋求歷史的真相，客觀地復原真實的歷史，蘭克被奉爲這種信念的典型代表。支撐這種信念的基礎是歷史事件確實是真實發生的事件，客觀發生了的事情不可能因爲其他外在因素而發生改變。既然歷史是客觀的，那麼歷史研究必然能夠客觀地復原它。儘管客觀地揭示歷史的本真是非常艱難的任務，但是隻要我們堅持冷靜客觀的態度，善於運用原始資料，仔細考證和辨析史料，總是能夠達到或者接近目標。這樣一個看似具有堅實前提的信念同樣遭到後現代主義的徹底否定。在後現代主義看來，根本就沒有什麼客觀的歷史，所有的歷史都是主觀構造的歷史，歷史和文學沒有什麼區別，歷史就是文學。歷史學家所迷信的史料也不是客觀和真實的，這種不真實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方面，無論是所謂的.原始資料還是二手材料都是人爲構造的，它們之間根本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區別僅僅在於所構造的時間不同；另一方面，一個文字被創作出來以後，文字其實就和作者脫離了，文字的真正含義是由讀者所創造的，而不同的讀者會解讀出不同的含義。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客觀性的批評和否定，說明追求歷史本真所賴以建立的基礎並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堅實。一個顯見的問題是，所謂客觀歷史和真實歷史的標準是什麼？我們如何知道自己達到了或者接近了歷史的真實？這顯然是無法回答的問題。如果說我們達到了歷史的真實，那麼歷史研究就會停止，關於歷史的爭論就會消弭。如果說我們接近了歷史真實，說明我們已經對歷史真實瞭然於胸，這顯然是矛盾的。事實上，對同一個歷史對象的認識往往是不斷變化的。同樣客觀地對待馬基亞維利這樣一個歷史人物，但他既被評價爲“罪惡之師”，又被理解爲“憂國心切”，他的思想既被認爲是一劑毒藥，又被理解爲“救世良方”。因而對客觀歷史的追求受到多重的制約。同時，對客觀歷史的追求始終沒有成爲一種絕對一統的潮流，強調歷史的主觀性、現實性和精神價值的思想始終如影隨形，無論是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還是比爾德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都典型地體現了對待同一歷史本體的相反態度。這表明歷史學家在有關歷史的價值、歷史的意義等方面存在着不確定的猶豫態度，而這種不確定性爲後現代主義的解構和否定提供了靶子。儘管後現代主義的全面否定不可能否定歷史的真實性，但是至少促使我們對歷史事實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進行區分，在歷史的歷時性和現實性之間做出選擇，對權威和史料本身持更加審慎的態度。
後現代主義沒有給歷史研究提供成體系的框架，但是它提供了一種批評的眼光、質疑的態度、開闊的視野以及多角度審視問題的可能性，這也許是我們應當積極關注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