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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文化史與民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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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文化史與民間文化
導讀:上不乏知識分子在真誠地爲民請命的時候,卻導致禍國殃民的後果,對此,當代知識分子還剛剛開始覺醒。當前,知識分子正致力於疏理自己與官方的關係,並逐漸將自己與之疏離開來,接下來的工作將是進一步反省自己與民間世界的關係,正視自己與民間的距離。我們並不主張一種新的民粹主義,主張知識分子重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實際上,主張知識分子應關懷民間和具有民間意識,與主張將知識分子消弭於民間並非一回事,也決不等於“媚俗”。一個清醒地認識到並同時拒守着自己與官方政治社會和民間社會之間距離的知識分子階級,恰恰是一個民族文化能夠健康成長的重要條件,而也只有當知識分子清醒地意識到了其與民間的距離時,他纔會認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間,畢竟,民間社會雖然是歷史的本體,但民間歷史仍有待於知識分子去書寫,這是當代知識分子所不可推託的文化使命。

  對外開放,在使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同時,也回過頭來更仔細地審視自己,文化史因此而興。

  一個國家的文化,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渾沌一體的,而是有着複雜的內在結構的織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階級、職業和年齡等方面的差別,其中,階級差別是文化差別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階級,由於其力量、社會地位、歷史傳統和教育機會的不同,而承當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國,我們大致可以將文化劃分爲統治階級、知識階級和平民階級文化,三種文化無疑都對整體的民族文化有所貢獻,是,在三者中,何者應是中國文化的本體,因而應成爲文化史研究的主體?

  文化是由人承當並作用於人的,如果文化喪失了對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僅供遊人觀賞的文物古董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則是由這個民族的全體成員所承當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佔主體的階級的文化,就是民族文化的主體,也就是說,文化史研究固然應關心統治階級和知識階級的上層文化,即所謂政治文化和精化,但更應該關注民衆的下層文化,即民間文化。只有民間文化而不是別的,才應成爲文化史研究的主體,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史,首先應該是民間文化史。

  如果我們承認無論過去和現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永遠是民衆,承認民衆是歷史的主體,那麼,我們就必須同時承認,要理解我們這個民族,要理解我們民族的歷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衆,理解民間的歷史和精神,而民間精神和歷史只能儲存於民間文化中,在氣象萬千的民間文化中,蘊含了民間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語言方式、思維方式和感受方式,寄託了民間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歷史觀,惟有理解了民間文化,纔算真正切中了我們民族的命脈,聆聽了我們民族的心聲。如果說,民間文化是一條匯納百川的浩浩巨流,那麼,帝王豪傑、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虛浮的的泡沫。

  將民間文化確立爲文化史的主體,有着實踐的和的意義。

  其實踐意義在於,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正經歷着史無前例的深刻變革,一個民族的變革,主要是人的變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佔其人口大多數的平民大衆的變革,其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的一切文化側面的變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溫古,即認識民族主要是民衆的文化傳統和現實狀況。人們不是常說要化首先要了解國情麼?而中國億萬民衆的文化-精神傳統與現狀,就是最大的國情。民間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鍊的民間精神,直接關乎經濟體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會變革的方方面面。

  不過,本文所關心的主要是民間文化研究的理論意義。民間文化研究的實踐意義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對民間文化的關注,然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中國當代學術界的“文化熱”

  雖歷久不衰,但熱點卻似乎總是那有限的幾個,什麼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和嘉乾樸學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問題,在民間文化研究領域,雖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卻未能在學術界激起應有的反響,民間文化仍處在學術視野的邊緣,學術關注的焦點仍是思想史,而人們卻是在文化史的名義下談論思想史問題的(只要翻檢一下時下流行的幾份精英學術刊物,這一點就一目瞭然了),於是,文化史被歸結爲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順理成章地簡化爲史、經典著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