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學”之名是鮑姆嘉通給取的，但西方美學界還都基本上認爲，美學到康德才是一個轉折，也即，康德的美學思想是近代西方美學的起點。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康德提出了“審美無利害關係”這一命題，將美學真正從倫理學、政治學中獨立出來了。卡西爾說：“在哲學思想的歷史上，美的哲學總是意味着試圖把我們的審美經驗歸結爲一個相異的原則，並且使藝術隸屬於一個相異的裁判權。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中第一次清晰而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藝術的自主性。以後所有的體系一直都在理論知識或道德生活的範圍之內尋找一種藝術的原則。”1 雖然在康德之前，持“審美無利害關係”的美學觀的人還不少，如夏夫茲博裏（王國維譯爲“謔夫志培利”）等。但是康德將此作爲審美的第一個契機提出，並作了嚴密的論證，以之爲其美學的基礎。直接受其影響的席勒便以此論爲支點，提出了文藝的“遊戲說”，王國維的“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亦由此而來。
康德的“審美無利害關係”論使美學的研究由對對象的研究轉向了對審美主體的認識，現代美學的諸多流派都離不開“審美態度”這一基本概念，而“審美態度”正是由“審美無利害關係”發展而來。自然界的存在物可以說都和人的“利害”相關，都有着與人相關的目的，超出某種利害關係似乎是個人的事，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以“審美的”“態度”來對待自然界的存在，儘管其本身的客觀屬性並沒有改變，但是在人的'觀念中，它則已發生了質的變化。
超功利的美學觀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曾遭到一些批評，因爲審美從廣泛的角度上看，總是帶有功利性的（利害感），即使是“休息身心”、“凈化心靈”，它畢竟也還是一種功利。然而，康德所謂的超功利是有一定的指向的，他說：
凡是我們把它和一個對象的存在之表象（宗白華按：即意識到該對象是實際存在着的事物）結合起來的快感，謂之利害關係。因此，這種利害感是常常同時和慾望能力有關的，或是作爲它的規定根據，或是作爲和它的規定根據必然地連結着的因素。2
也就是說，康德將“利害”（Interesse）仍然歸結爲夏夫茲博裏所說的“價值和慾望”。當然，價值——對於“一個對象的存在之表象”的“現實性”，與慾望是一致的，如黑格爾所說的：“慾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的動物如果僅是畫出來的，對慾望就不會有用。同理，慾望也不可能讓對象自由存在，因爲慾望的衝動就是要消滅外在事物的獨立存在和自由，要表明這些事物之所以在那裏，就是爲着被消滅被利用。”3 所以其關鍵在於現實的有用與無用。
（一）無用之用
“價值”問題對王國維來說也正是有用無用問題。他不但在美學上堅定堅持“無用之用”，在其他學科方面亦是如此。他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中說：“況哲學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辭其爲無用之學而自間接言之，則世所號爲最有用之學，如教育學等非有哲學之預備殆不能解其真意，即令一無所用，亦斷無廢之之理，況乎其有無用之用哉！”4 但是王國維在哲學之價值問題上還是持其有用的觀點，而且“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5。不過他的“用”亦是“無用之用”。
“用”對王國維來講主要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功用”，如他在致羅振玉的信中說：“永（王國維自稱，引者注）再次動筆，題目意思只具而下筆乃甚枯窘。蓋我輩於政治本甚闊疏，思爲有用之文則甚費斟酌，若爲無聊之文則又不知所以下筆，故屢提筆而終輟。”（《1918年7月12日致羅振玉》）6 此種“用”已不同於人民生活所需品的“財用”之用，具體到學術上，便是“應用”、“實用”。他評培根之學術曰：“實則彼之說，太偏於實用，彼蓋純以厚生利用爲諸學問之目的者也。”所以“倍根非大思想家也，乃大應用家也，大修辭家也。”7 在王國維眼裏，這種具體的“應用”是屬比較狹隘的“用”。而他所宣揚的“無用之用”則主要是源於莊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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