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國維是處於中外古今交匯點上的思想家、文學理論家，他的“悲劇觀”融合自己生活之切身體會與中外思想家理論精華。王國維的悲劇觀念主要可以分爲三個部分：“欲而已矣”與解脫、徹底的悲劇以及第三種悲劇，透過《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以及文學創作實踐作等體現出來。
關鍵詞：王國維;悲劇觀;悲劇
1927年王國維以一潭澄澈昆明水結束了自己的一生，只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十六字作爲人生謝幕詞，這不可不謂一出悲劇。回顧王國維的一生，在他的文藝創作和理論中也涉及到有關“悲劇”的論述，可以說王國維是中國融匯中西方悲劇經典論述的第一人。
談及王國維在文學領域的貢獻，即使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要“緊扣王國維美學原著，進行歸納、整理並加闡發，力圖展現王國維美學思想體系的原貌與全貌”[1]，但往往在某些領域用力過多而忽視其他方面。王國維關於“悲劇”的一系列論述融匯中外古今，見解獨到精深，當引起當代學人的重視。
1.“欲而已矣”與解脫
處在中外古今融匯時期，王國維的思想受中國傳統和國外思想家的雙重影響。在“悲劇”方面，叔本華對其影響頗深。叔本華認爲“世界是我的表象”[2]，“世界是我的意志”[3]，而意志的本質就是痛苦，欲求源自需要與匱乏，也就是痛苦，整個“人生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鐘擺一樣的來回擺動着。事實上痛苦和無聊兩者也就是人生的兩種最終成分。”[4]王國維受叔本華唯意志主義和悲觀主義精神的影響，經過深入思考提出“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5]生活只用“欲”一字便可概括，當一個慾望得到滿足後還會有其他慾望興起。如此而言，欲是無法滿足的，所以，人生便終究逃脫不了苦痛的籠罩。整個“人生者，如鐘錶之擺，實往復於苦痛與倦厭之間也”，[6]快樂偶爾短暫，“苦痛”“倦厭”永恆。“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7]王國維對於痛苦的體嘗還與他的經歷有很大關係。，他自小自身體弱多病壯志難酬，此時國家又風雨飄搖多災多難，世界在王國維眼中便沾染了極其濃重的悲觀色彩，生活彷彿一部黑白影片。王國維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提出了人的一切活動“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慾相關係，即與痛苦相關係”。[8]
痛苦是客觀存在的現實，解脫之道需人類自己尋找，王國維找到了“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係”[9]――在藝術中得到暫時的解脫，“欲者不觀，觀者不欲;而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10]生活是沉重的，當投身藝術去除生活之“欲”時，人就能擁有輕鬆，獲得美感。這一點間接表達出王國維“無用之用”的功利觀，強調文藝的審美意義，“獨美之爲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潔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11]藝術就是這樣一條解脫之道，它的目的正在於描寫人生的痛苦及其解脫，讓身處凡俗慾望之網的芸芸衆生暫時棲身生命意志之外，擁有短暫的平和。除此之外，結合《紅樓夢》，王國維還提出生活的苦痛是人自己造成的，因此解脫之道還應該由自己尋得，“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12]因此《紅樓夢》中真正獲得解脫的只有賈寶玉、惜春和紫鵑三人，而三者相比惜春和紫鵑又是低級的解脫，只有賈寶玉纔是“壯美的也，故文學的也，詩歌的`也，小說的也”，[13]是符合悲劇精神的。
2.徹底的悲劇
王國維對《紅樓夢》體現的美學價值高度評價還因爲作品展現出徹底的悲劇精神與敢於直面殘酷現實的勇氣。《紅樓夢》放棄了傳統中國作品“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和，始於困者終於享”[14]的樂天精神，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完整的悲劇作品，是“徹頭徹尾之悲劇也”，[15]王國維對於這種徹底的悲劇精神是讚揚的，認爲中國只有《紅樓夢》和《桃花扇》才能夠算得上是真正的悲劇。中國人往往秉承持中而立的人生態度，文學作品也強調中庸中和思想，早在《禮記中庸》中就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16]的觀點，因此，調和思想以及追求完滿結局在中國古代作品中很常見，《牡丹亭》、《長生殿》都對悲劇情緒進行調節中和，最終以圓滿收場，甚至連《竇娥冤》也在最後讓竇娥的三樁誓願實現以沖淡讀者冤屈不平的悲憤。雖然這種樂天精神及“大團圓”結局可以帶給讀者一種釋然之感，但是“閉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劇慘劇……這便是說謊的文學。”[17]這種“說謊的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人直面悲傷的必要性。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悲劇所具有的震撼心靈的效果也只有在徹底的悲劇情節中才能夠得到完整展現，“只有嚐盡生命精神的悲愁，我們才能啜盡生命杯底的甜蜜。”[18]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也提出悲劇“完美的佈局應有單一的結局”，[19]“其中的轉變不應由逆境轉入順境，而應相反，由順境轉入逆境”。[20]王國維提倡徹底的悲劇，認爲《紅樓夢》是“宇宙之大著述，悲劇中之悲劇”[21]，是對中國傳統“大團圓”結局文學觀念的挑戰。
3.第三種悲劇
同是悲劇也有優劣高下之分，叔本華將悲劇分爲三個層次，“由叔本華之說，悲劇之中又有三種之別：第一種之悲劇……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22]王國維認同叔本華的分類，前兩種悲劇中引起悲慘人物命運的通常是一個特別的人或事，這是少有的，但是第三種悲劇是普遍的，常常發生在普通人身上，不可避免的。悲劇中的人物既不應是完美無瑕的好人，也不應是罪不容誅的壞人，而應在似乎合情合理的關係中埋下悲劇的伏筆，這種普通人不經意促成的人生悲劇能夠給讀者更強大的心靈震撼。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也曾提到悲劇人物的特點是“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運，不是由於他爲非作惡，而是由於他犯了錯誤”。[22]這種和我們一般人差不多的人物遭受厄運，才能“借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23]《紅樓夢》是第三種悲劇的典範，賈母、王夫人、鳳姐等一衆人都各行其是，而恰恰就是通常的道德、人情和境遇等合情合理最終促成了這場愛情悲劇，“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24]王國維意識到創作者應該把關注的重點放在普通人身上，只有這樣才能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對於讀者而言，當那些與他們自己差不多的人遭受厄運，“卡塔西斯”作用會更強大。第三種悲劇的觀點也得到了現代小說家的認同，池莉曾在談到《煩惱人生》時說：“生活，何止是煩惱的。……也許，這悲哀來得更深重更深刻一些。”[25]可以看出，王國維不僅認識到了命運的悲劇衝突，而且還看到了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遭遇悲劇的必然性，從而回復到他對整個人生的態度：“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