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國擁有自己的對人生命悲劇的獨立思考與敘述，悲劇意識和悲劇精神自炎黃子孫誕生之日起直至現在都未從心底消失過。本文以魏晉時期爲時限，着重探討了魏晉時期士人對生命悲劇的超越問題。
關鍵詞：關鍵詞：魏晉；生命悲劇；超越
一、中國悲劇的特色
中國擁有自己獨特的悲劇模式，悲劇意識和悲劇精神自炎黃子孫誕生之日起直至現在也都未從心底消失過。有人說中國人沒有悲劇意識，意思是說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具有徹底的毀滅性的悲劇精神，這是用西方的判斷標準來判斷得出的結論，筆者並不這麼認爲。“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寶黛愛情”，都是在講述我們的先輩與自然、命運抗爭的悲劇。“
①中國文化形成的奠基期－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一個戰爭頻仍，禮崩樂壞的悲劇時代，老子，孔子，莊子比任何人都深刻地認識到人所面對的生之悲劇。“他們比古希臘的悲劇家更瞭解宇宙、自然、世界意志的不可戰勝，更瞭解人的力量的有限性，因而也有更強烈的悲劇意識。但是，他們的任務不是在意識到這一切之後去增加人類的苦難，而是要消解這種苦難。”
②這正是中國悲劇與西方悲劇的本質區別，也是有些人認爲中國沒有悲劇原因。但這正是中國悲劇的獨特性所在，由於產生的文化背景，哲學基礎不同，中國人面對悲劇的人生時所表現出的精神不同於西方那種歇斯底里式的走向毀滅性精神。中華民族在屬於自己的這塊土地上，過着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在上千萬年的爲生存而進行的抗爭中，中國的哲人們一開始就認識到了人與自然、社會的對立性。老子莊子提出了人與宇宙、自然的關係問題，孔子提出了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他們的學說都是建立在天人分離的認識基礎上的。但是，他們都沒有因此而像西方哲人那樣與自然的極端對立面上，將戰勝自然作爲自己學說的最終指向，而是轉向與天合一。
他們從自己在自然的生存中發現，合於自然、天、宇宙之道才能最終實現人類在與自然對抗中的勝利。從法天則地的學習中，他們認識到了循環往復的自然之道，寒來暑往，生死輪迴，一切都由始而終，由終而始，循環往復，周而不衰，於是便有了道家的齊物我，同生死，返歸自然的思想，便有了儒家的中庸、禮樂文化。先哲們在這樣的基礎上對待自己所生存的悲劇社會時，便不像西方那樣用毀滅、終結的方式去面對。他們不是讓人們無望於現實和自己，而是告訴人們一都是循環的，悲有始也會有終，有終自然有喜的開始，以此來消除人們的消極情緒達到心靈的淨化。西方是讓人們從徹底的毀滅中，領悟到崇高的含義而實現心靈的淨化，我們的先哲在認識到悲劇的同時也開始了爲我們尋求解除悲劇的道路工作，讓我們走出悲劇。而西方在認識到悲劇後，將悲劇淋漓盡致展現給人們，透過此種方式來讓人們思考悲劇，他們也並不是告訴人們人生只是永恆的苦難，還是要展現給人尋求希望的榜樣。因此，它們是同歸殊途而已。
二、魏晉時代的生命悲劇
漢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繁榮的王朝。中國士人在儒術獨尊的文化大一統下，安享盛世，循規蹈矩了四百多年。隨着東漢王朝政治的日益腐朽、經學的日益僵化，久在壓抑中的士人們開始從這個封閉的文化中掙脫出來。他們開始發現自己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體認到人生的歡樂，生命的寶貴，意識到自我的價值，人生的意義。但與此同時，戰亂帶來的命運的無常，死亡的恐怖，信仰的崩塌，使他們第一次體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和孤獨。自我儲存的生命本能讓他們渴望永生，不可抗拒的死亡又讓剛剛覺醒的他們一時“四顧何茫茫”。“常恐歲時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阮瑀 《七哀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生命悲劇意識由此而產生了。《古詩十九首》正是一組抒發人生短促、生存之悲的詩。“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面對脆弱的生命，“忽若飆塵”的人生，他們首先選擇盡情享受這初獲而知的生命，用縱慾來麻痹自己。“盪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而這種縱慾一直延續在魏晉南北朝。但這僅僅是排遣內心悲哀與孤獨的方式，而非解決生命問題的方法。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說到：“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中瀰漫開來，成爲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那麼，如何面對死亡，如何解決生死存亡的問題也成爲整個時代士人們思考的問題。它一日不得解決，悲劇意識一日不得消除。而悲劇從東漢開始正愈演愈烈，到魏晉時期達到了它的高峯，也找到了它的出路。這段生命悲劇的整個由始而終的發展過程，所體現的美學悲劇性正是中國悲劇美學的最典型代表，反映着中國悲劇精神的特色所在。
如果說東漢士人只是意識到人生之悲，那麼魏晉士人則是開始尋找超越自然、命運所帶給他們悲劇的出路了，縱使尋找的過程不可避免是充滿血腥的。
三、小結
魏晉固然是個亂世，但對生命悲劇的深刻體認與超越也必需在這樣一個時代完成。悲劇意識從未間斷，但悲劇精神此時柔和了很多。面對宇宙、世界、自然的意志，人的力量是有限而微弱的，先前的抗爭無法取得勝利，這時就需要另一種方式來爲後來的士人指出一條正確的途徑。而陶淵明無疑是這種方式的開創者。陶淵明是真正實現委運任化而沒脫離現實的人，他的人生觀是最終超越了生死困擾的，也正如此，他結束了玄學，超越了魏晉的生命悲劇。
邱紫華教授在他的《悲劇精神與民族意識》中指出悲劇的產生與人的生命有限性以及由此而來的人的本能反抗死亡的意識有關，死亡與生命同在，抗爭也與生命同在，因此，悲劇是人類永恆的歷史現象，魏晉時期產生的生命悲劇是對人類悲劇一次集中體現，士人用不同的形式與死亡進行抗爭，例如煉丹吃藥、建功立業、縱慾等等。在這個過程中，士人們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獨立意志，生命之美。它爲後人也指出了超越生死之悲的一種可能，開拓了人類自由的領地。
參考文獻：
王富仁：《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王富仁：《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李澤厚：《美學三書》，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3月第二版，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