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西方漢學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類似於賽義德使用的“東方主義”的“漢學主義”的特徵，這種特徵有時表現得非常隱蔽。將列文森和余英時這一中一西兩位學者對中國思想文化研究進行比較，發現“漢學主義”對他們學術研究的影響，及他們自身對所處“漢學主義”環境的“內在超越”和“超越”。
【關鍵詞】 西方漢學/漢學主義/內在超越/超越
西方漢學研究中國，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漢學指西方現代學科體制中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研究。廣義的漢學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性，而狹義的漢學，則被假設爲一門嚴肅嚴謹客觀真實的科學，無關功利與權力。但是，即使在漢學成爲“科學”或“學科”時，漢學也難免意識形態因素的，只是這種因素表現得更爲隱蔽，深入或滲透到學科的基本假設與建制規訓中。這樣的知識體系是包含着虛構、協調着權力的，類似賽義德使用的“東方主義”，它也帶着“漢學主義”的特徵。因此，我們在懷着“借鏡自鑑”的目的對西方漢學進行研究時，不應該忘記它的“漢學主義”的背景，而只有在中西的比較視野中，“漢學主義”的特徵才得以明顯凸現。本文將對列文森和余英時這一西一中兩位學人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作比較，並分析由於文化自身的差異，漢學主義對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自身對漢學主義作出的不同迴應，即“內在超越”與“超越”。
一
從不同的文化角度出發，我們會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薩義德在早年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旅行的理論》中，提到過一種理論旅行到另一個時空之後它必然要產生一些變化。於是當我們對余英時和列文森一中一西兩位學人跨越文化的時間與空間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作比較時，發現儘管他們都在美國漢學環境中，都受到美國漢學講究實用、注重現實的影響。但是卻對這種“漢學主義”作出了不同的迴應，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也呈現出不同的取向與風格。我們不妨先將兩位學人放回各自的文化空間中去，從他們的文化身份和學術經歷的差別中尋找根本性的原因。
列文森（Joseph.R. Levenson）是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學研究領域最主要的代表之一，也是費正清的得意門生，“哈佛學派”的中堅人物之一。但與老師費正清以及“哈佛學派”的其他中堅人物不同，列文森除了在年輕的時候服過5 年兵役，一直在平靜的校園裏進行學術研究，他更傾心於學術理論的探討，對現實政治的心態比較平和，這種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使得他和當時美國漢學研究的整體氛圍保持一定距離，也是他對當時漢學主義背景的“內在超越”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列氏擅長形上思辨，富於想像力和審美感受力，其運思總能關乎自身的生存體驗，因而歷史在列氏那裏呈現的是真實的、活生生的意義，而不是那種“純客觀的”編年敘述。他那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和才氣使得他的作品帶有太多的浪漫情調和文人氣息，被稱爲“莫扎特式的歷史學家”。[1] 從“純學術”的眼光來看，他的做法似乎很不規範，他的研究方法和寫作方式可以說對傳統的“漢學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戰與衝擊。
余英時是當今依然活躍在海外漢學界的“現代通儒”，也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是學界耆宿錢穆先生的弟子，又曾師從著名學者楊聯升先生，並先後在香港新亞書院，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求學任職，可謂是學貫中西。[2] 余英時所處的時代不像他的先輩那樣身處亡國滅種的危機，因此，他可以平心靜氣地在西方文化系統的對照之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問題，而不必帶着情緒爲“故國招魂”。幾十年來，他一直生活，工作在英文世界裏，美國的人文生態自然也會作用於他“爲中國文化尋找出路”所進行的學術研究。一邊始終對中國文化充滿敬意和同情，同時又堅持文化多元論的根本立場，因此，余英時在解答中國文化諸多問題時，總是依據中國本土的學術理念，這樣既避免用某種西方的理論模式強套在中國文化身上，從而超越漢學主義的羈絆，達到學術上的高屋建瓴。
不同的文化背景與學術經歷，使得他們的文化身份也不同，因此他們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一種是對“漢學主義”的內在超越，另一種則是對“漢學主義”的超越。
二
在西方漢學尤其是美國漢學發展中，韋伯理論有着意義深遠的影響，可以說開啓了漢學研究的一個新趨向，“韋伯式命題”的要旨在於從發生學的意義上去追問理性資本主義能否在中國產生。而列文森和余英時對“韋伯式命題”分別作出了不同的迴應，他們的很多學術觀點可以說是沿着同一命題追蹤的不同產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中國學界，費正清的“衝擊—迴應”模式一直佔支配地位。它強調在中國近代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動衝擊的角色，中國則處於消極迴應的地位，中國國內的歷史進程是“由一個更加強大的外來社會的入侵所推動”。具體而言，它假設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動態的近代社會，中國則是一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機制，西方的衝擊迫使中國社會作出反應，使傳統社會發生變化，開始了近代化過程。[3] 這無疑是西方中心史觀的典型表現，漢學主義的特徵也異常明顯。作爲“哈佛學派”的中堅之一，列文森也是老師費正清的追隨者，並在“衝擊—迴應”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傳統—近代”模式。他用“傳統”與“近代”這兩個詞區分中國漫長的歷史年代，認爲19世紀西方文明影響中國之前與之後，是兩個決然不同的時代。中國傳統社會內部始終無法產生近代化的條件，需要西方的示範和幫助。[4] 把中國歷史套在這樣的模式中，顯然與“韋伯式命題”有異曲同工之處。儘管韋伯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出只有西方衝擊才能改變這一局面，但其命題的邏輯終點必然是在這裏。可以說，韋伯的學說爲上述中國研究的重要模式提供了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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