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活動必然要依賴一定的環境來進行，換言之，它必然要以某種形式存在於一定的環境之中，以下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童謠傳播特徵的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所謂童謠，乃是童子所歌之謠，是民間歌謠的組成部分。清人杜文瀾在《古謠諺·凡例》中將兒謠、女謠、小兒謠、嬰兒謠等一併歸入童謠，或者也可稱爲“孺子歌”、“兒童謠”、“小兒語”等。古代童謠不同於現代童謠，古代童謠的內容或是對人物的褒貶，或是對政治事件的評論，多是與政治接軌的，可以說是營造政治輿論的一種傳播手段，故其存在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文擬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童謠作爲解讀對象，分別從童謠的傳播主體與受衆、傳播環境與內容、傳播語言與技巧三個層面進行闡釋，以求管中窺豹，一探童謠的傳播本質。
一、傳播主體與受衆
童謠作爲一種傳播活動，主要藉助口頭傳播，一方面能使資訊得到快速傳播，另一方面能使傳播者及時獲得反饋資訊。古代童謠的傳播主體有兩個：一是隱性傳播者即成人，二是顯性傳播者即兒童。衆所周知，大多數童謠的作者無從考察，只能從側面加以揣測，“其歌皆詠當時事實，寄興他物，隱晦其詞，後世之人，鮮能會解。故童謠雲者，殆當時有心人之作，流行於世，馴至爲童子所歌者耳”,即古之童謠，皆是大人所作而兒童歌之者。[1]
“童謠中的不少預言之所以常驗，就在於它是有遠見的成年人所作，或是早已設下了圈套的政治家、陰謀家所作。”[2]處在第一位的隱性傳播者，之所以隱而不見，蓋主要出於“慎言”的考慮，《周易·繫辭傳》雲：“‘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3]
如果語言不慎，可能會給自己帶來禍患。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傳播者和受衆的身份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相互交替的;換言之，一個人在發出資訊時是傳播者，而在接受資訊時則又在扮演着受衆的角色，所以作爲一個小羣體的兒童，既是童謠的傳播者又是其受衆。他們先是接受隱性傳播者所編寫的童謠，然後充當傳播者的角色將其傳唱給大衆。而隱性傳播者之所以選擇兒童作爲傳播童謠的對象，大致有如下原因：一是就受衆層次來說，兒童算是層次較低的受傳者，他們沒有豐富的閱歷和經驗，不懂政治，也不關心政治，但恰恰是兒童這種天真爛漫的本性，使得隱性傳播者選擇他們進行傳播，這樣可以使沒有心機的兒童(受衆)在不知不覺的狀態中接受傳播者的意圖，產生與傳播資訊相一致的心理，進而使傳播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二是利用兒童傳唱童謠體現了西方“魔彈論”的受衆思想。“魔彈論”是早期受衆理論的代表，認爲傳播者發出的資訊就像出膛的子彈，威力無比，而受衆就像是射擊場上的靶子，只要被魔彈射中，就會發生預想的效應。兒童就像是中彈的靶子，可以隨時被隱性傳播者加以利用。三是中國古人有“兒童是熒惑一星的化身”之說，熒惑乃是執法之星，認爲兒童所傳唱的童謠是上天的旨意，《三國志·陸凱傳》雲：“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晉書·天文志》雲：“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兌，歌謠嬉戲，……吉凶之應，隨其象告。”所以，儘管兒童所傳唱的童謠都是一些敏感性的政治評論，但那些被譴責的對象也不會對他們興師問罪。這應是隱性傳播者的高明之處，利用兒童是神的化身和沒有心機的特點，一方面保護了自己，另一方面也易於達到傳播的目的。
二、傳播環境與內容
傳播活動必然要依賴一定的環境來進行，換言之，它必然要以某種形式存在於一定的環境之中。因此，要探究某種傳播活動，首先應先了解其傳播環境。環境既是媒介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也是人類進行傳播活動的基礎。其中，社會環境是指由人類主體聚集、匯合後所形成的社會狀況和條件，其構成因素也是複雜多樣的。單就對傳播活動的影響來說，社會環境主要包括四個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訊息因素。而古代童謠作爲一種傳播活動，離不開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可以說，它們是對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表達了對時政和統治階級的認可與否。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爲頻繁的時期，戰亂和分裂成爲這個時代的鮮明特徵。先是三國紛爭，統一不久的西晉又發生“八王之亂”,隨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稱爲“五胡十六國”的混亂時代，而南方東晉王敦、桓玄等人也伺機作亂;接着南方宋、齊、樑、陳幾個朝代更迭，其中樑末發生較大的侯景之亂;北方十六國中脫穎而出的北魏，以及後來的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朝代的更替，再加上南北方之間的'爭鬥，在這三百多年裏，幾乎隨時都瀰漫着戰爭的硝煙。隨着朝代的起伏跌宕，童謠也隨之應運而生，故該時期的童謠多是對黑暗社會的揭露和對統治階級的批判。童謠作爲政治的傳播工具之一，可以說就是這個時代的一面鏡子。
大多數童謠之所以能夠應驗，這不是巧合，應是有謀略、有眼光人士對政治的遠見。同時，這些童謠也不是抽象的、純粹的猜測，而是由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所決定的。在動盪不安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童謠或抨擊、嘲諷君王，或揭露禍國殃民的權臣，或反映人民疾苦等。可以說，該時期的童謠具有不同朝代更替的政治輿論宣傳作用，因而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例如以君王爲打擊對象的童謠《陸凱引童謠》：“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黃龍元年(229年),孫權將國都從武昌遷到建業。到了末帝孫皓甘露元年(265年)九月，西陵都督步闡上表要求遷到武昌，得到孫皓的贊同，不久開始遷都，搞得人民苦不堪言。陸凱上書孫皓，引用了這則童謠，說明遷都對人民帶來的危害，希望孫皓不要違揹人民的意願，但孫皓以“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西宮室宇摧朽”等爲由，堅持遷都。後來孫皓又將國都從武昌重新遷回建業，這樣反反覆覆的遷都，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又如《三國志·吳書·孫皓傳》所載童謠言：“吳天子當上。”據《江表傳》記載，刁玄出使蜀國，聽說了司馬微與劉廙談論命運歷劫之事。刁玄回國後矇騙其國家的人說：“黃色的旗幟，紫色頂蓋的車騎將會從東南方出現，而最終擁有天下的人，應該是荊州、揚州的君主。”後又抓獲從中原投降的人，說壽春郡鄉下有童謠唱“吳天子當上”.於是，孫皓就攜帶其母親、妻子和子女還有後宮數千人，從牛諸走旱路向西出發，奔向洛陽，以順應天命。路上遇到大雪，道路泥濘，馬車陷入泥潭而壞，士兵們身穿鎧甲帶着武器，上百人共同拉着一輛車才能行走，凍得就要死了，士兵們不堪忍受，說“如果遇到敵人就放下武器投降”,孫浩聽了，方不得已下令返回。
以權臣爲嘲諷對象的童謠很多，如《襄陽童兒爲山簡歌》：“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離。舉鞭向葛疆，何如幷州兒。”永嘉三年，四方叛亂，天下分崩離析，王威不振，而作爲徵南將軍的山簡卻每天無所事事，只知喝酒遊園，享受生活。這首童謠就描寫了山簡沉溺於遊樂，以及醉酒後的醜態。魏晉時，重門閥不重才氣，很多達官貴人沒有真才實學，而有才之人卻無用武之地，可以說，這首童謠既是對當時統治階級生活腐朽狀態的一個縮影，又揭露了晉王朝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又如《北州童謠》：“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棗郎。”這首童謠主要揭露了官吏貪贓枉法、大飽私囊的醜惡行徑。“北州”指豳州，“府中”指豳州太守王浚的官府，“朱邱伯”指王浚豢養的權臣朱碩，他是一個苛刻貪婪的小人，“棗郎”指王浚的女婿和部下棗嵩。據《晉書·王浚傳》記載，王浚掌管豳州的軍政要務，其人相當飛揚跋扈，縱情於犬馬聲色中，其任用的官吏更是一些阿諛奉承、貪贓枉法之人，其中尤以朱碩、棗嵩最爲猖獗。“府中赫赫”、“十囊五囊”分別點出了兩人的本性，朱碩在王浚的庇佑下，權傾朝堂，不可一世;而棗嵩對金錢極其看重，因而大量收刮錢財。一個小小豳州軍政長官下的小吏就可以這樣任意恣肆，其上司不言而明。又如《張敬兒自造童謠》：“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如是狗。”據《南史·張敬兒傳》記載，張敬兒本名張苟(狗兒),宋明帝因其名低俗，改爲張敬兒，後來，其哥哥(豬兒)改名爲張恭兒。張敬兒喜歡占卜術，尤其相信夢。“自雲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4]
由於張敬兒貪戀權力，密謀叛亂，被宋武帝所殺。再如《齊武平元年童謠》：“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這首童謠揭露了宮廷複雜的權力鬥爭。北齊武成帝高湛昏庸荒淫，寵信大臣和士開，並聽信和士開讒言，終日沉湎酒色，不理朝政，不到一年就死了，臨終還將後事囑託給和士開，而和士開早已篡奪大權，並私通皇后胡氏。高湛死後，武成皇后胡氏的哥哥胡長仁依仗皇親國戚的身份胡作非爲、干預朝政，爲此和士開將他踢出京師，貶爲齊州刺史。胡長仁懷恨在心，於武平元年(570)四月，暗中謀劃刺殺和士開，後來因走漏風聲，最終借小皇帝之手被“賜死”.齊後主的弟弟高儼也對和士開不滿，暗下聯絡一些大臣，假傳聖旨要和士開到南臺遣兵，和士開沒有留意，去後即被擒住，由馮永洛一刀刺死。這時，馮子琮等人勸高儼趁機謀反，自立爲王，被斛律光用計化解，馮子琮等人被後主親自射殺，高儼也在打獵活動中被殺。
還有反映人民疾苦的童謠如《王恭既誅時童謠》：“昔年食麥屑，今年食鹿豆。鹿豆不可食，使我枯嚨喉。”這首童謠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王恭被誅時，晉王朝內部戰爭不斷，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繁，人民叫苦不迭。“昔年食麥屑，今年食鹿豆”,過去還能吃上麥麩，現在連麥麩都吃不上了，只能吃野生的鹿豆了。“鹿豆不可食，使我枯嚨喉”兩句進一步指出生活的艱辛。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童謠不同於其它時期的童謠就在於它多是對統治階級或者是政治事件的評判，而很少有直接反應人民疾苦的童謠，究其根源，我們認爲，這還是由當時嚴峻的政治環境決定的。儘管童謠在兒童的嬉戲中傳唱，但傳播的內容卻是敏感的政治話題，而且當時有法律明文規定禁止妖言的傳播，這種帶有神祕色彩的童謠近似妖言，因而當時的童謠也深受其害，《魏書·高祖孝文帝紀上》：“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密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着以大辟論。”
三、傳播語言與技巧
在傳播活動過程中，傳播者對傳播媒介的使用和對資訊的控制，都是爲了滿足他的某一種需求，這種需求具有明確的動機和特定的目的。而受衆需求可能出於一種興趣，所以怎樣才能使兒童心甘情願地進行傳播，並使除兒童之外的受衆通曉大意，這是隱性傳播者首先要考慮的問題，這就涉及到童謠語言與技巧的運用。
傳播技巧是傳播者爲有效達到某種傳播目的而採用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語言修辭藝術的選擇、受衆性格心理的洞悉以及各種傳播策略的運用等等，體現了傳播者在傳播實踐中所具備的高超傳播技能。童謠作爲一種隱晦的詩歌形式之一，它的語言修辭極具藝術性，這是隱形傳播者有意爲之，一方面爲隱藏自己，保全性命;另一方面，所採用的語言雖隱晦曲折，但意顯語質，傳唱起來也琅琅上口，能夠使童謠從兒童口中得以順利傳播，形成輿論壓力，以達到預期的傳播效果。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童謠採用了諸如雙關語、比興、諧音、拆字法等諸多藝術手法，節奏明快合韻，便於順口和流傳。就雙關語來說，如《元康中京洛童謠》：“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骷髏生齒牙。”“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5]
由此可知，這首童謠中的“南風”和“白沙”一語雙關，既指自然界的南風、白沙，又指晉惠帝的皇后和太子，“南風起，吹白沙”暗指賈后陷害太子一事。“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骷髏生齒牙”兩句運用雙關和比喻形容賈后面目可憎。“魯國”是賈后的內侄賈謐的封地，“嵯峨”以山的高峻形容賈氏政權下的兇險，暗指賈后勾結賈謐作亂之事。
“千歲骷髏生齒牙”把賈后的兇惡描繪得淋漓盡致。又如《永熙中童謠》：“二月末，三月初，桑生裴雷柳葉舒。荊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開頭的“二月末，三月初，桑生裴雷柳葉舒”以寫景起興，指代司馬衷剛登皇位不久。“荊筆楊板”表面是說荊竹筆楊木板，以用來書寫詔書，實際上“荊”又指楚王，“楊”指楊駿。當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荊筆楊板。“宮中大馬”指晉惠帝(姓司馬),稱他爲驢，主要因爲實權掌握在楊駿和楚王手中，他只能做個呆頭呆腦的傀儡。再如《寧初童謠》：“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這首童謠巧妙地利用雙關語，把晉代皇帝司馬氏與兒童易於理解的動物馬聯繫在一起，把小皇帝的被逐比喻爲放馬，顯得形象自然，嘲諷尖刻。[6]
這裏的“馬”既指動物馬，又指晉代皇帝司馬氏。“惻惻力力，放馬山側”,首先預言晉成帝司馬衍繼位後沒有實權的狀態，繼位後，先由庾太后主權，後又被蘇峻挾持，這裏的“放馬山側”很形象地描繪了晉成帝所處的困境。“大馬死，小馬餓”說明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然後作者筆鋒一轉，由寫“馬”的命運跳躍到“放馬”的人身上。因“峻”字旁邊有“山”,故“高山”應指晉朝的大司農蘇峻，“石自破”,一方面因“碩”字有“石”旁，當指蘇碩;另一方面，指蘇碩佔領的石頭城，一語雙關。就比興來說，如《桓玄時童謠》：“長干巷，巷長幹。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開頭以“長干巷，巷長幹”起興，並以巷子的長存反襯統治階級的短命，委婉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權力爭鬥的殘酷。“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是對歷史的真實寫照。元興元年(402年)司馬道子的兒子元顯奉詔討伐桓玄，結果被桓玄打敗佔領京師，後來被桓玄殺害。攻入京師的桓玄廢除晉安帝，自立稱王，改元永始。不久，卻被劉裕、劉毅、何無忌等人打敗，在逃亡四川途中卻被益州都護馮遷殺害。又如《東魏童謠》：“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青雀子”、“鸚鵡”一語雙關，“青”音同“清”,這裏的“青雀子”指東魏孝靜帝，即清河文宣王元覃的兒子元善見;“鸚鵡”指稱“齊神武”.這首童謠以寓言的形式，並運用了以鳥擬人的藝術手法，揭露了東魏孝靜帝繼位後的傀儡境況。就諧音法來說，如《義頤初童謠》：“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這裏的“蘆”諧音爲“盧”,應當指盧龍，“荻”諧音爲“敵”.當時朝廷及其寵信盧龍，奉以名州，但盧龍野心勃勃，舉兵內伐，遂成仇敵。“蘆生不止自成積”,指盧龍受挫，斬其黨人，猶如草木以成積。又如《齊廢帝時童謠》：“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這首童謠利用“羊”和“楊”諧音的特點，以兒童易於接受的“放羊”寓言形式，表現了統治階級強權政治，“羊吃野草”喻指要安於對權勢者的服從，“不吃野草遠我道”,如果不服從則要避開他們，否則“不遠打爾腦”.可以說，這首童謠既符合楊愔被殺的歷史事實，也具有典型的普遍意義。就拆字法來說，如《北史·齊本紀》：“一束藁，兩頭燃，河邊羖劷飛上天。”“一束藁，兩頭燃”意爲去掉艹和木，剩下的字就是“高”字。“羖劷”指黑色公羊，“河邊羖劷”寓意羊的一邊加三點水，即是“洋”字，合在一起指東魏齊王高洋。整首詩揭露了高洋篡奪東魏政權、建立北齊之事。又如《太平御覽》引《晉書》逸文：“古在左，月在右。讓去言，或入口。”“古在左，月在右”合爲“胡”字，“讓去言，或入口”寓意“胡人”石勒將要佔領襄陽，在此建立國都。再如《齊諧記》：“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車無軸”即“亙”字，與“倚孤木”合成“桓”字，強調指出桓玄衆叛親離的下場。
除上述衆多手法外，其他童謠如《北州童謠》：“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棗郎。”這首童謠採用了虛實結合的寫法，“府中赫赫，朱邱伯”點出朱碩的權勢之大，這是實寫;“十囊五囊，入棗郎”指出棗嵩的貪財本色，“十囊五囊”是虛寫，說明其貪財之多。這首童謠巧妙利用人物的姓名，抓住人物的醜惡行爲特徵加以刻畫，寫法相當嫺熟。另外，朱碩、棗嵩是豳州軍政長官王浚的部下，兩人能夠這樣肆無忌憚，可見其上層官吏是怎樣的昏庸和驕橫奢豪，這裏採用了以“小”見“大”的藝術手法，給人留下了無窮的想象空間。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動盪不安的社會環境決定了該時期懷有各種目的的成人時常利用天真無邪的兒童進行謠言傳播，從而使該時期童謠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與此同時，該時期的“童謠作者將字的形、音、義巧妙地結合起來，能注意把文字技巧與思想內容結合在一起，這使童謠不致成爲單純玩弄技巧的毫無意義的字謎式的文字遊戲，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含蓄而又尖銳，更好地發揮了社會作用。”[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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