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朝時期，中原地區戰亂迭起，大批移民南下，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南方政權從本身需要出發，加強對外聯繫。由於這時印度高僧絡繹前來廣州，爲廣州和印度的文化交流開啟了局面。
孫吳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廣州刺史呂岱平定了士徽的反抗，鞏固了在嶺南地區統治後，派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等人前往林邑(又名佔婆，在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堂明(今老撾中部、泰國東北部)等地訪問，並在扶南和天竺(今印度)的使者有所接觸。他們經歷和傳聞的國家有一百數十個之多。回國後，朱應撰寫《扶南異物志》，康泰撰寫《外國傳》，這使我國對東南亞有進一步的瞭解，彼此之間建立了良好關係。孫吳赤烏六年(公元243年)，扶南遣使來贈樂人及土特產，此後來往密切。據古籍記載，自孫吳至南朝，林邑來使達20多次，扶南來使達30多次。我國文化傳入林邑、扶南、堂明。堂明的制酒、養蠶技術就是從我國傳去的。林邑、扶南所產的吉貝(棉布)、金屬品、玳瑁、沉木香、貝齒、象牙、翡翠等經常傳入我國，我國則回贈以珍貴的絲織品。埃及製造玻璃的技術，也在這時透過印度傳入廣州。按照我國器物的形制、種類和裝飾圖樣，採用本地原料，廣州生產出單色或多色的玻璃碗，後因銷路不暢而工藝失傳。
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大秦國曾派遣使者前來廣州，轉往京都洛陽，贈送火浣布等禮物。晉穆帝昇平四年(公元360年)，我國商品已出現在幼發拉底河沿岸巴達尼亞地方的市集上。晉安帝義熙五年(公元409年)，我國僧人法顯在獅子國(今錫蘭島)看見當地用我國白絹麻供佛。我國南方鍍制金銀的工藝，也在這時傳入埃及。
南朝時候，據李廷壽《南史》記載：林邑、扶南以及在今泰國境內的金鄰國(又名金陳，位於暹羅灣一帶)、頓遜國(位於萬倫灣一帶)、狼牙修國(位於北大年一帶)，在今馬來半島的盤皇國(位於彭亨)、丹丹國(位於吉蘭丹)，在今加裏曼丹島北部的盤盤國，在今爪哇島的訶羅單國(又名闍婆)、闍婆婆達國，在今蘇門答臘島的幹陀利國，在今巴厘島的婆利國，以及獅子國、天竺國、波斯國(今伊朗)、大秦國等，都先後備禮前來我國訪問，我國也回贈以厚禮。他們很多從海道來到廣州，然後轉往京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從而促進了廣州和這些國家的文化交流。在廣東英德縣浛洸石墩嶺和曲江縣南華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曾先後出土波斯薩珊王朝(公元226～651年)的銀幣，可知當時廣州已有波斯或阿拉伯商人前來貿易或居留。這時我國海船透過波斯灣到達幼發拉底河口，並來到阿拉伯半島西南部的亞丁。隨着貿易的開展，波斯藝術也由海道傳入我國南方後再傳入內地。現在仍能看到的著名文物，是江蘇南京、丹陽等地南朝陵墓前的希臘式石柱和有翼獸的立體雕象。它具有我國風格，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產物。
對於當時廣州的盛況，蕭子顯《南齊書》的描述是：“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州)、廣(州)富實，牣積王府。”作者認爲這是我國政治影響和對外文化交流的結果。
這期間，除使者和商人外，不少印度僧侶來到廣州。晉惠帝時，天竺名僧耆域來到廣州傳播佛教，併爲人治病，很有效驗，至惠帝光熙六年(公元306年)前往京都洛陽，後因中原戰亂，返回天竺。他是由海道前來我國的第一個佛教徒。從此印度等地名僧絡繹前來廣州，再轉往我國各地傳教。例如，晉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公元397～401年)，罽賓國(今克什米爾)名僧曇摩耶舍在廣州王園寺(今光孝寺)譯經傳教，譯出《差摩經》一卷，至安帝義熙年間(公元405～418年)前往長安、江陵(在今湖北)等地，以後前往西域。宋文帝時，罽賓國名僧求那跋摩取道獅子國、闍婆國來到廣州，至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前往京都建業(今南京)譯經傳教。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中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羅來到廣州，後爲朝廷遣使迎至京都譯經傳教。齊高帝建元初年(公元479 年)，中天竺名僧求那毗地來到廣州，後往京都建康(今南京)。建元三年(公元481年)，中天竺名僧曇摩伽陀耶舍在廣州朝定寺譯出《無量義經》，此經傳至京都，廣泛繕抄流傳。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一說在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菩提達摩(簡稱達摩)來到廣州，在西來庵(今華林寺)傳教，以後前往建康、洛陽、少林寺，他是我國禪宗的始祖。禪宗提出獨立思考、大膽懷疑的精神，對我國思想界有很大影響。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說：“歷史事實表明，有許多進步思想家受過禪宗打破權威的思想的影響，產生了批判封建傳統權威的.積極的作用。”武帝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西天竺名僧波羅末陀(又名真諦)來到廣州，至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到達京城建康，後又回到廣州，前後翻譯了佛教經論紀傳64部，278卷，其中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識學的重要論著，他是我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其餘爲鳩摩羅什、玄奘、義淨)。上述僧人在傳教的同時，還傳入了印度的哲學、文學、醫藥、天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和建築藝術，對我國文化有深刻和廣泛的影響。趙樸初著《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說：“佛教哲學本身蘊藏着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獨到的見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佛教還爲中國的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在音韻學方面，如過去中國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至於我國佛廟建塔塑象、繪製壁畫，舉行宗教儀式時行禮奏樂，這都和印度文化傳入有關。現在，廣州古代建築儲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它爲古老文明的廣州增添了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