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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時代的戲劇命運對魏明倫的四點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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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時代的戲劇命運對魏明倫的四點質疑
《中國戲劇》發表了魏明倫大作《當代戲劇之命運》,拜讀過後,十分詫異。雖然在一些個別的具體論斷上,我也有與魏先生相似甚或相同的看法,然而從整體上看,疑慮頗多。魏文所涉諸多問題均值得重視,既有不同看法,不敢不提出以就正於同行,尤其是魏先生。
      電視興起與“斗室文娛”
  魏明倫文章有一個表述非常之新穎的論斷,是說現在已經進入了“居室文娛”或者說“斗室文娛”時代,戲劇的衰落是時代的必然。面對“時代”這樣一種嚇人的東西,戲劇家們實在是渺小得無以對抗,所以大約只有無可奈何地靜等,等着“時代”的轉變。
  魏明倫有關“斗室文娛”時代的說法,將戲劇的衰落歸因於電視這一新興娛樂形式的崛起,進而,又將戲劇危機的原因延伸到多元文化娛樂方式的衝擊。類似的看法已經流傳了很多年,幸賴魏先生用“斗室文娛”這種形象的手法予以表述,才顯得通俗易懂,但是其錯誤並不因此而改變。
  多年來我也一直關注並且試圖探究中國戲劇介面臨的困境與危機之根源。我無法認同將電視(或者更粗陋地稱之爲“影視”)的興起、乃至於所謂的多元娛樂形式的出現看成戲劇跌入困局的原因的看法,這樣的論斷實在是膚淺、皮相之至。
  首先我們需要考慮兩個基本的判斷。其一,中國戲劇的危機是不是特別嚴重,其二,中國人的電視機和可看的電視節目是不是特別多。第一個判斷,我想給予肯定的回答。戲劇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現象,但是據我所知,多數國家與地區的戲劇衰落並沒有嚴重到中國這樣的地步。舉兩個衆所周知的例子。紐約的百老匯近幾十年一直是世界戲劇的中心之一(需要說明的是,百老匯的戲劇並不全是商業化的音樂劇),如果魏明倫覺得這算是個特例,那麼我舉另一個例子,這個例子魏明倫是認可的——澳大利亞的戲劇就不像中國那樣困難。人口只有幾千萬的澳大利亞,僅僅悉尼歌劇院每年演出場次就達到三千場。悉尼人口只有300萬,相當於中國的一個大中城市,但是這一個劇院每年的演出,就超過了北京市的所有劇院一年的演出數量,甚至超過全國多數省份全年劇院演出的總數。至於後一個判斷,我想我們都不會傻到以爲美國人或者澳大利亞人比中國人缺少電視機或者缺少可看的電視節目。
  在晚近的十來年裏,電視的崛起速度十分驚人,它對社會各個領域形成的衝擊,是人們都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它當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乃至於改變人們從事文化娛樂活動的方式。然而從另一個層面上看,電視也僅僅是一種傳播媒介,只不過是人們藉以傳達藝術、娛樂與知識的一個方便的通道。無疑,電視的迅猛發展確實對許多行業都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但是說它是戲劇危機的原因,理由並不充分。至少我們看到,同樣是在中國,同樣有可能受到電視影響的其它行業,並沒有都遭遇到戲劇這樣嚴重的危機。作爲一種最快捷與具象的新聞傳播媒介,它似乎足以對報紙構成明顯威脅,作爲一種知識傳播的有效手段,它對紙媒介的出版業也似乎會產生明顯影響,然而在電視崛起的過程中,中國的報紙行業和出版行業不僅沒有陷入危機反而以很快的速度同步增長。與電視相似的其它行業也是一樣,網絡的發展既沒有影響到電視業,也不像人們一開始想象的那樣對報紙和出版業形成衝擊,就像唱片、磁帶和CD業的崛起並沒有影響到音樂會一樣。
  再說一遍,電視只是一種傳播手段。它雖然有可能對人們欣賞藝術與娛樂的方式產生影響,使得一部分人改變去劇場欣賞戲劇的習慣,但是它也可以成爲非常有效的傳播工具,讓人們有更多機會欣賞戲劇表演,從而成爲培養戲劇觀衆的有效途徑,並且促使另一部分人因喜歡戲劇而進入劇場。一個相關的現象就是,流行音樂的發展正與電視臺大量播放流行歌曲有關,人們並沒有因爲在電視裏經常欣賞流行音樂而拒絕去音樂會,相反,假如不是因爲透過電視這種新穎的傳播手段,流行音樂決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癡迷的觀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