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是張煒《你在高原》系列長長行走之書的第一部小說，下面是小編蒐集的一篇探究張煒《家族》對革命歷史題材新貢獻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檢視。
《家族》是這部長書的起點，如果沒有主人公寧伽對父輩祕事的執着探索與尋覓，也就沒有主人公後來的不斷出走和對城市的精神背離，所以研究《家族》是探索主人公精神內核的關鍵所在。《家族》的敘述內容是兩條線交叉串聯而成，一條是父輩寧珂的革命鬥爭史及引發的家族慘劇，一條是地質所知識分子玩弄權術的鉤心鬥角。這裏我們主要關注第一條線索，父輩之間的革命鬥爭以及張煒對革命歷史題材的繼承與超越。“革命歷史故事在當代小說中不斷被修訂、改寫的現象，不僅說明作家們的政治理念、歷史眼光的某種改變，更顯示出當代小說在敘事方式、敘述結構上的微妙而又重要的轉變。”[1]革命歷史題材從《紅旗譜》開始一直在被敘述，這其中走過了一條不斷否定不斷創新的變化道路，而張煒此篇《家族》對革命歷史題材又有新的貢獻。
一、繼承：後設敘述
《家族》在敘述方式上也頗有特色，除敘述空間不受限制的全知全能敘述視角之外，主要是對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中“後設敘述”的繼承。敘述時間上即在順時態故事發展過程中，有意打斷凸顯出今天的事情結局;敘述態度上即敘述故事者在敘述的同時有另一個聲音在評述這種敘述行爲。莫言的《紅高粱》就是“後設敘述”文字的典型範例。雷達曾評價《紅高粱》的這種敘述模式“救活了革命歷史題材”。於是我們看到兩條線貫穿全文的敘述者都是“我”，一面是“我”在全知全能地講述父輩的革命鬥爭，一面是“我”隨地質所的勘探隊回到東部平原想探索家族的祕事，唯一不變的是善良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處境。
《家族》在敘述時間的角度上，其實有兩個敘事視角。一個是小說中人物的視角，即寧珂、曲予、阿萍奶奶等人的視角，他們受人物的所見所聞所限制。一個是無所不在全知全能的.“我”的視角，在不停地播報和探索各個人物的心理。同時不斷打破當年的故事，提前告訴讀者各個人物的命運。如第二章敘述寧家時就交代寧家衰落的結局：“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我就必須承認，我們從自治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衰落的徵兆，所以後來發生的事不必驚詫。”
所以在這裏，“我”的敘述相對於其他人的視角是一種時間上的“後設”關係。這兩個敘述視角並置，既強調了我與長輩之間的關係，也與長輩之間的敘述構成差別和對照，突出今昔之別，讓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革命事實被不斷扭曲的慘烈。
不同於《紅高粱》的“後設敘述”，一個是在講過去的故事，另一個是在解釋現在講故事本身的行爲。而《家族》是兩條線，一個是身負長輩的使命爲全家討回清白，一個是現在的工作也便於我尋覓歷史並且在工作中接觸“我們”家族的罪魁禍首殷弓，但當看到遲暮的老人奄奄一息，“我”還很平靜地代表父親參加一位戰友的葬禮。敘述態度上的“後設”，構成了一種張力關係，“我”執着於真相的原因是爲了還家族一個清白，去除一個家族歷史的污點，而不是追求推翻一個既定的歷史。
二、超越：解構歷史
《家族》是由“寧”和“曲”兩個家族之間的人物糾葛展開的，兩個家族都是名門望族，寧家的當家人寧周義所依仗的是國某黨，而“曲”家的曲予是獨立的鄉紳，但在道德取向上爲共產黨提供無償幫助，但最後的結局都是相同的：家破人亡。主人公寧伽的父親寧珂是聯繫兩個家族的樞紐，他是寧周義的養子，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因革命的激情而投身共產黨，離開養父，離開家庭。這與其他革命歷史題材因家族利益衝突尖銳對抗的明顯不同，《紅旗譜》是家族仇恨演化爲政治鬥爭，《白鹿原》也是兩代人的家族仇恨與政治恩怨。而這兩個種性家族之間沒有直接利益衝突，甚至還有姻親交好的關係，只是陣營不同而已，且曲家沒有直接擔任共產黨任何的職務。國共兩黨的勝負已見分曉，爲什麼開明紳士是此等結局，而寧珂反被坐牢、抄家、妻兒還背井離鄉呢?這與其中的農村社會結構組成要素的“匪”有很大關係。《家族》革命歷史故事模式由三類不同身份的人(鄉紳、土匪和知識分子)如何在三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勢力(國某黨、共產黨、土匪勢力)之間做出選擇。關鍵不在於每個人的身份如何，而在於這些不同身份的人如何在這三種勢力面前排隊，簡而言之就是鄉紳、土匪和知識分子聯合共產黨和一部分的土匪勢力對抗國某黨。
“土匪”在其中是關鍵角色，在《紅旗譜》及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裏土匪等同於惡霸地主，是與共產黨完全不相容的存在，是要被再教育的敵對勢力，“在八十年代中期，土匪儼然成了革命歷史故事中的高大主人公”。陳思和曾撰文指出“楊子榮的土匪形象甚至在樣板戲裏也是最受歡迎的”。
土匪成了主人公是事實，但是否高大值得商榷。土匪不像革命幹部那樣文質彬彬、死板呆滯，不按常理吃牌的行事作風，亦正亦邪的傳奇色彩帶有某種神祕性，爲革命歷史題材注入了新的活力。《家族》中在共產黨一方發揮重要作用的殷弓、飛腳、許予明、李鬍子等都帶有土匪氣或者直接是土匪出身。殷弓是因曲府而得救，寧珂更是他的救命恩人，但寧曲兩府的慘劇可以說也是他一手釀造的，殷弓是個頗值得琢磨的角色。“革命的歷史”是由他創造的，革命功績不可否認，但他真的盡到了革命者的責任了嗎?他對寧珂的處理是基於私慾還是革命理想呢?男女關係是所有文學作品繞不開的話題，此篇小說也不例外。小說雖然沒有直接表述，但從或隱或現的細節中也可看出，殷弓與寧珂喜歡同一個女子，曲予的女兒曲綪，而曲綪卻嫁給了寧珂。
殷弓一開始聽說寧珂要結婚的消息非常驚喜，後來弄明白女方是誰，就一聲不吭了。他在屋裏急急走動，嫌冷似的又披上了一件大衣。寧珂發現他有刀疤的那面臉頰在抽動。最後他坐在一個小木凳上，一首撐起頭顱說：“我在想想吧，我還要和別人商量……”
……“夥計!你的福分太大了。獲得這麼大的幸福，久後不會不受挫折……這太過分了，這真的太過分了……”和其他革命歷史小說一樣，土匪變身的革命者、知識分子、甚至是國某黨官員都總是對同一個女子情有獨鍾。當殷弓得知寧珂的新婚妻子時表現得非常驚訝，一系列舉動都不符合常理，雖說革命者結婚需要組織同意，但曲綪是曲予的女兒，即使爲了籠絡曲予，這也是難得的姻緣，殷弓卻傷感似地和別人商量商量。寧珂新婚當晚殷弓是最後一個離開，甚至還在詛咒寧珂福分太大必受挫折。這是殷弓作爲一個革命者身份之外的正常人的嫉妒心理，寧珂雖然注意到了殷弓的異常但沒有深究，也爲日後埋下了禍根。在寧珂擔任職位時故意拖延，誣陷寧珂是漢奸將其收監，抄曲府的家還假惺惺地做好人，作者對這個人物不加掩飾的披露也讓我們看到一些革命者的真正面目。國某黨進階官員寧周義也對曲綪頗有好感，但他是站在一個看待孫媳婦的角度上。曲綪這個女性角色不屬於任何的勢力，她只是傾慕寧珂並接受寧珂對她的革命教育，她也是拯救寧珂的角色，但就是這個女性成爲爭鬥、恩怨的焦點。此篇小說雖然表現得不是很明顯，但從前後的推理中還是可以窺見一二。另一個不得不提的人物就是飛腳，與曲予交往過密，行蹤不定，對待曲家也不誠實，不信任。曲家的落難就是他和殷弓共同作用互相包庇的結果，他們都有出於對寧珂和曲府富裕的強烈嫉妒心理，當他們有能力對抗時就毫不猶豫地將富的勢力一網打盡。而且飛腳在曲家落魄時還不聲不響地擄走了曲家的一個丫環小慧子，被責問時還理直氣壯。同時，感化土匪李鬍子爲他們效力卻命令李鬍子去刺殺自己的朋友戰家四少爺;許予明與衆女子的關係混亂，但親手引誘許予明的救命恩人麻婆三嬸的三女兒並當做人質;拐騙寧珂的阿萍奶奶讓寧周義束手就擒等等，都不是光彩之舉。
由這樣的革命者創造的歷史是讓別人看不透的歷史，如果說《紅旗譜》是教育青年人革命的合理性，那麼張煒就是用小說在解構革命者創造歷史的真實性，但並不否認革命歷史功績，只是對革命者本身深深的疑慮。這是張煒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最大貢獻他對土匪角色的深入挖掘和深入思量是在其他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繼承上的突破。
參考文獻
[1]許子東.張愛玲·郁達夫·香港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269,278.
[2]張煒.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30,189,190.
[3]陳思和.民間的沉浮[N].今天,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