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文化研究 批判話語 大衆文化
內容提要:文化研究理論自從它興起之日起就以其理論反思與批判性介入等特點備受關注，並日漸發展成爲今日西方學術的主流。本文對文化研究這一批判性話語進行討論;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大衆文化和文化工業的本質以及文化研究理論和實踐的語境化問題。
世紀之交，文化研究正在成爲當今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理論問題，也是各類研討會和國際學術會議所討論的熱門話題。關於這一理論的研究成果在其發源地歐美學術界已蔚爲壯觀。90年代以來，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論與方法被陸續介紹到中國，並運用於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成爲90年代社會一文化批評的主要理論資源之一，不僅對於中國傳統的文化和文學觀念及研究方法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而且對包括電視傳媒、大衆文化、跨文化傳播等領域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90年代中國人文學科(包括文學研究)之所以呈現許多新觀點，文化研究理論與新的文學理論與方法的運用是一個重要原因。
關於如何定義文化研究的問題，根據筆者所見資料主要有兩種思路:其一是試圖對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詞做廣義與狹義的區別，釐定其主要理論概念①;其二是對文化批評(culturalcriticism)、文學理論(literarytheory)與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在指涉上做概念上的澄清。然而，無論是在文化研究頗爲盛行的西方理論界或是在文化研究初見端倪的中國都沒有對文化研究的定位達成共識。因爲，在確立某一學科地位時，傳統上依據的條件是:明確的研究對象，系統的研究方法以及學科研究發展史。西方意義上的文化研究看來並不同時具備以上的條件，特別是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野和研究方法等問題。同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理論相似，文化研究以跨學科(超學科)概念爲理論武器，廣納百家.爲其所用。換言之，文化研究並不受制於某一學科或理論，它被認爲是一種具有多重意義的“複合批判話語”。澳洲文化研究學者西蒙·丟林說:“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斷流行起來的研究領域，但是它不是與其他學科相似的學院式的學科，它既不擁有明確界定的方法論，也沒有清楚劃定的領域。在論及上述問題時，我國學者王寧做了如下論述:
除去其文學研究的出發點外，文化研究還受惠於另幾種文化哲學理論或方法論: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理論使文化研究得以從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高度對當代社會生活和大衆文化採取分析批判的態度;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符號學理論使文化研究者得以從語言的層面切入探討文學和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習俗以及文學文字和文化文字的語言層次分析;富科的知識考古學和史學理論則使論者們得以析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中權力的主導作用.以及話語在知識與權力之關係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而文化唯物主義等人類學理論則使研究者得以探討藝術的起源和文化資源的開發等問題。這幾大理論源頭彙集到一起就使得當代文化研究在西方蔚爲大觀。
因此，有人把文化研究說成是無所不包的當代文化的研究，也有人把文化研究稱爲“文化社會學”或研究文化。詹姆遜指出，“社會學與文化研究也屬志同道合的學科，關係十分密切，二者之間很難進行任何轉換’。其他西方文化理論家的見解也不無啓發。英國文化研究學者理查·約翰遜把文化研究描繪成一種動態過程，即“一種能夠產生出明達知識的鍊金術，若對其進行理論上或學科上的規範則勢必束縛了它的手腳”。另一位文化批評家約翰·費斯克把文化研究的文化概念理解爲既不是美學意義上也不是文學意義上的內涵，而是強調其政治傾向性。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研究的對象並不是“高尚的”文化藝術品，或是啓人心智，提高其精神文明程度的文化“經典之作”，而是如威廉姆斯所說的，文化即“人在一定歷史時期和特定社羣中的某種生活方式”。也就是說，文化研究關注人們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其中包括大衆文化。在這裏，大衆文化尤爲重要，納爾遜說，“對大衆文化不屑一顧的人將不會真正理解文化研究的宏圖大業”。文化研究經典理論家霍爾評論說，文化研究的標新立異之處就在於它的文化政治傾向或政治文化特徵，這是文化研究的核心。
就文化研究的發源地英國而言，文化研究理論均源自馬克思主義學說，其政治旨趣與批判意識不言而喻。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所有從事文化研究的人們都是馬克思主義信徒，而是說他們的理論裝備均來自馬克思主義，不管他們把自己標榜成正宗的馬克思主義(crudeMarxism)、後馬克思主義還是話語馬克思主義(rhetoricalMarxism)—即借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語辭和模式而並不完全認同其理論訴求。英國文化研究理論的傑出代表伯明翰學派“最初是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式的，它與英國的工人階級和少數民族保持密切的思想聯繫……它將社會理論(特別是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結合於文學的歷史研究(雷蒙德·威廉姆斯是核心人物)”訂霍爾認爲，文化領域是意識形態較量的場所，在這裏，“合作”與“反抗”並存，“文化霸權”時消時漲，文化研究並不是內部統一、渾然一體的理論系統，這一理論依然是尚未完全展現其全貌的話語世界(anunfoldingdiscourse)。它的變數隨着歷史、政治和社會發展而會顯現出來。在其理論層面則充滿着爭論、分歧和變化。他指出:
文化研究擁有多種話語，以及諸多不同的歷史，它是由多種形構組成的系統;它包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它永遠是一個由變化不定的形構組成的系統。它有許多軌跡，許多人都曾經並正在透過不同的執跡進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與理論立場建構的，所有這些立場都處於爭論中。
由此可見文化研究不是一種單純的學科理論，它的目標不是去進行理論探索，試圖重新建構宏大敘事或權威話語，而是去分析批判現實的文化生產和文化制度。這並不是說文化研究不關注理論建設或缺乏理論系統性，而是說理論建設只是作爲實施文化批判實踐的手段，理論建設本身並非最終目的。綜上所述，文化研究注重討論各種文化實踐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即文化現象和文化實踐中的權力運作對文化實踐的影響與干涉作用，文化研究並非只是純粹的、具體文化類別的理論探討，它與社會關係，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聯繫，其使命就是分析在具體的社會關係和環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現自身和受制於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它致力於對當代社會文化的“道德評價”或批判，直至訴諸激進政治行動的努力。文化研究遠非一門缺乏價值評判或帶有學究固態的理論;恰恰相反，它旨在促使社會和文化的`重建與批判性的政治介入。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力求探尋和改變權力的構成和實施，在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其表現更加突出。文化研究在試圖重新認識和改變“文化資本”不均分佈的同時，也重視關於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價值認同，質疑“共同擁有的文化身份”。總之，文化研究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性，其“文化”既是理論研究的對象，同時也是進行政治批評和改造的場所。
聯繫到當代中國的文化實況，文化研究面臨具體語境化的問題，即重新審視這一源於西方的批評理論在中國是否依然具有批判性。關於文化研究的理論能否跨越國界，打通政治上的民族國家的界限，成爲一種普遍適用的理論，中西方理論家有着不盡一致的看法，陶東風指出
當一種文化研究的理論被從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文化環境，移植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時，它必須在新的文化空間裏重新語境化。也就是說，它的研究方法、理論範型、價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對象，必須根據新的社會文化語境而做出調整。因爲在不同的國家中，社會權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結構關係是不同的，社會成員所體驗到支配性壓迫也是不同的。
與此形成某種比較或反差的是戴維·伯奇在《論跨國/民族文化研究》一文中對同一問題的論述。他把文化研究與全球化聯繫起來，認爲國與國的分界正在消失，“對曾全然屬於英國社會內部問題的文化研究的先入之見，在他(霍爾)看來現已不可能了。他看到了新的不同的文化生產過程—文化政治—正在運作，超越了早先的疆界和學科劃分，逐步爲文化研究開拓新的可能性;人們關注的新問題‘再也不屬於，或再也無法設定在任何單一的民族文化框架內了”然而，在談及文化全球化同時，決不能忽略文化地方化，因爲文化在全球的同質化不是事實。探索全球文化研究在理論層面也許是可能的，而在具體實踐中往往會製造混亂.因此，文化研究理論的本土化改造或日文化研究的地方化重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在國內，從文化研究的主要關注對象大衆文化和文化工業來看，在經濟全球化大潮的衝擊下，規模生產的消費文化產品充斥着文化市場。在改革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這已是歷史的必然。今天，在較爲規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大衆文化和通俗文學的流行正在對精英文化和經典文學構成威脅，曾在國內文化市場佔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外國文學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倍受大衆歡迎的電視藝術也使傳統的電影生存和發展更加艱難，外加不可低估的西方文化產品(如好萊塢和迪斯尼等)衝擊。但從文化研究批評的角度看，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尊重市場規律，共同參與市場運作已屬自然，較之過去無疑是一大進步。況且，文化產品優劣還須受到社會、歷史和藝術價值標準的考驗以及文化藝術史的篩選。美國學者德偉(1·Radway)認爲，大衆文化消費過程不能簡化成“進食”的過程，大衆對文化不僅僅是“消化”和“吸收”的關係。“文化是包含信仰、價值觀，以及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在內的一個綜合系統。這個系統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並賦予它意義呵。在人類文化史上，有些優秀的文化藝術產品甚至某些現在的文學經典(如莎士比亞的作品和古希臘戲劇)在開始問世時也是通俗的和流行的，但其欣賞品位和藝術價值一旦被普遍接受和認可，它們的經典性就會被確立，並歷久不衰。今天的“通俗作品”可能成爲明天的嚴肅文化;今天的“戲說”也許就是明天的“正傳”。隨着高科技的進一步發展，隨着人們物質生活的富裕，必然對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費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迫切。而文化工業、藝術產業的特點是藝術實踐、人文學科和工業技術的交會和融合，是科技和情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會和融合。我們可以從文化研究的理論角度來關注文化工業和藝術產業，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對它進行探索和研究，推動而不是限制它的發展。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科技和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會面貌煥然一新。改革開放還應包括思想和理論的開放。國外的文化思潮和蓬論，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文化思潮和理論，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洋爲中用”或“拿來(主義)爲我所用”不失爲上策。從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實際情況出發，學習和借鑑西方文化理論(如文化研究)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少走彎路，另一方面還可以幫助我們根據本國國情確定自己文化研究的發展道路。來自西方的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文化研究一旦紮根於中國社會文化的土壤，將會對其產生探遠的影響，這是因爲文化研究的鋒芒所及將不僅僅是某一具體的領域，而是縱跨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的大文化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