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散文家，還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詩人。魏慶之嘗謂：“人生作詩不必多，只要遠傳。如柳子厚，能幾首詩？萬世不能磨滅。”（注：魏慶之著《詩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 月版第121頁。）劉克莊亦稱：“如柳子厚詩，……得一二首似之， 足矣。”（注：劉克莊著《後村詩話》，中華書局1983年12月版第10頁。）可見其詩對後世的吸引力之大，生命力之久遠。柳宗元詩歌特點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秉賦、遭際閱歷有關，同時，也不能不看到，當年廣爲流佈的佛教，尤其是中國化佛教業已形成後的諸多門派對其詩歌創作影響，也是一重要因素。本文主要追蹤柳宗元謫居歲月與釋門的廣泛交遊，以廓清柳氏佛學思想的基本面目，從而在思維方式、情感邏輯等方面探尋佛禪對其山水詩創作的直接、間接的影響和受益受病的某些規律性問題，探討其山水詩的意境、風格及其成因。
一、佛教的出世法則與柳宗元的生活情趣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爲幼時的盲目、爲政時期的附會時尚和貶官後的自覺三個階段。（注：袁家耀《柳宗元“好佛”略談》，《江淮論壇》1995年第3 期。）他在長安應舉和爲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謝安石、王羲之、習鑿齒、謝靈運、鮑照等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係，並極力稱讚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詳見《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只不過這時他在政治上一帆風順，忙於實現政治抱負，不以文爲意，所以作品少，佛教思想也表現得不明顯。被貶永州後，他由一朝重臣而流落遠荒，社會地位的巨大反差，內心的極度痛苦，使他不得不到佛教中尋求寄託甚或解脫。初到永州，居無定所，只好寄居在重巽的龍興寺，這樣每天接觸的是經書禪堂，促使他進一步研究佛教教義，從而對佛教有了深切的體會。他曾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頗爲自負地說：“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即永州），吾獨有得焉。”他改貶柳州後，來到提倡“頓悟”的南宗禪的老巢，進一步受到禪宗的浸染。蘇軾曾說：“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絕妙古今”。（注：《柳宗元全集· 卷六·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詳註》，中國書店1991年8月版第64頁。 ）佛教的出世間法已影響到他的生活情趣與審美趣味，並滲透於他的詩歌創作中。
柳宗元認爲“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於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送玄舉歸幽泉寺序》）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後被貶永州的真實心理狀態。受佛禪影響，他悠遊山林，並於自然山水中體味到了“與萬化冥合”的禪意。他早有悠遊山間林泉的好尚，“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貶永州後，隨着對佛教教義理解的加深，加上認爲自己“既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於是，“自肆于山水間”（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更有意識地在這人煙稀少的遠僻之地搜奇覓秀，遨遊丘壑林泉以求得內心的平靜與精神的快適，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鬱結。他在《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中這樣寫道：“謫棄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夷巢？”可見他登臨遊覽的目的就是要藉此寬解胸中的鬱悶。他毫不掩飾自己是滿懷牢騷來遊覽登臨的。他的許多山水詩作常常這樣開頭：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回斜對香零山》）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構法華寺西亭》）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蹇衣。”（《夏夜苦熱登西樓》）
在永州十年間，他經常與朋友、僚屬“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在浪跡山水、悠遊山林的過程中，他確實於自然山水中尋到過慰藉，體會過與自然冥然化合的境界。當登上西山後，他感嘆道：“知是山之特點，不以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 ”（注：《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始得西山宴遊記》， 中國書店1991年8月版第314頁。 ）他彷彿覺得腳下的西山與元氣混而爲一，自己也彷彿消融在這邈遠無垠的大自然中。在遊覽小丘時，他感覺到“枕蓆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瀅瀅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注：《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鈷鉧潭西小丘記》，中國書店1991年8 月版第315頁。）這種“心凝神釋， 與萬化冥合”的物我兩忘境界的獲得，則正是受佛教影響所致。
除了悠遊山林，他還植竹禾，藝花卉以自遣，“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送從弟謀歸江陵序》）過着“把鋤荷鍤，決泉爲圃”和“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與楊誨之第二書》）的閒適生活。這種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清靜淡泊、恬然自適的生活情趣，也正是受佛禪影響的結果。
二、柳宗元對佛教的獨特理解
柳宗元絕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着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這二者都與他復興儒學、佐世致用的思想有關。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答貢士元公謹論仕進書》）的政治理想，又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輔時及物”（《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的主張和以儒家經典爲“取道之源”（《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的原則。他早年“頗慕古之大有爲者”（《答貢士元謹論仕進書》），熱衷仕進、嚮往功名，自言“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冉溪》），“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寄許京兆孟容書》）。即使在被貶逐後，他仍堅持“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的儒家思想。他時刻尋找東山再起的時機，渴望重新回到社會中一展抱負。他常以屈原自喻，“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注：《柳宗元全集·卷十四·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中國書店1991年8月版第477頁。）。同時在個人生活上，他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準則來立身行事的。他因妻子楊氏早逝，“ 寡居已十餘年，……至今無以託嗣續，痛恨常在心目”（《與楊京兆憑書》）。他念念不忘求胤嗣，甚至提出願娶老農女爲妻，生兒育女。可見儒家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倫理觀念對他根深蒂固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