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詩聖”杜甫,與其祖初唐著名詩人杜審言,在詩學淵源上還存在着密切的聯繫。在杜甫的詩歌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內核、藝術特徵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杜審言的影響。這種影響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傳承等方面。
【關鍵詞】杜審言; 杜甫;儒學傳統 ;詩學傳統 ;詩歌藝術;影響
衆所周知,杜甫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後人常常評價杜甫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這讓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審言的詩歌營養。現從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等方面來探討杜審言對杜甫詩歌創作的影響。
一、 家風、家學承襲
(一) 儒學傳統的影響
杜甫在《進鵰賦表》中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個富有儒學傳統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學傳統可以追溯到他的遠祖杜預。杜預是晉代名臣兼名儒,並且還是《左傳》研究專家。杜甫曾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稱頌先祖:“《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並起誓:“不敢忘本,不敢爲仁!”。對於祖父杜審言,杜甫更是推崇備至:“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1]。杜甫對於儒學的信仰直接承杜審言而來。杜甫的《進雕賦序》言:“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審言,杜甫對杜審言的崇敬,加上主動的學習,使得杜審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潛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對儒學的信仰。
儒學傳統滲透到杜甫的詩歌創作中,形成了其詩歌思想感情層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表達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說這只是盛唐時代背景下的詩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調的話,那麼經歷了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後,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敗與離亂。此刻他將原先入世的積極意識轉化成深沉內斂的憂患意識,這也符合儒家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主張。
面對國家危難,他痛吟“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而一旦大亂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淚,“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啼淚滿衣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面對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與”的博愛情懷,這種情懷錶現爲一種推己及人的人道主義思想。杜甫的人道主義不同於孔丘、孟軻那樣儼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種利他主義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悲慘境況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杜甫的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不僅體現在國家人民身上,還體現在自然界萬物中。杜甫曾說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鳥吾友于”(《嶽麓山道林二寺行》),這種親近自然,與自然爲伍的情懷極大地豐富了他詩歌創作的題材範圍。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馬行》等等。“仁民愛物”的人道主義情懷也是源自於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核。
無論前期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還是後來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都是根源於儒學傳統的歷史傳承。杜甫詩中滲透出來的那種悲天憫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來自於儒學的傳統涵養。清代理論批評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言:“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見“仁民愛物、憂國憂民”的儒學品格纔是杜甫詩歌催人淚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詩學傳統的影響
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和崔融、李嶠、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杜審言極負詩才,嘗與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3]杜審言的文才在當時文壇的確享有盛譽。宋之問曾評價其詩風:“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於春林,其秉豔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4],並肯定了其“度越諸子”的地位;另外陳子昂也曾雲“杜司戶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杜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合”[5],給予了杜審言詩歌的高度評價,充分肯定了杜審言的歷史地位。
杜審言的詩名多多少少給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贈蜀僧閭丘師兄》曾言:“吾祖詩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詩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詩家秀,博採世上名”,一方面可見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詩學傳家的。杜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