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紅樓夢》作爲中國四大名著之首，其蘊含的文化內容一直是史學家與文學家所研究的經典。從歸化翻譯與異化翻譯策略角度出發，對比由楊憲益與霍克斯所譯的兩版《紅樓夢》，探討這兩種策略在標題，成語，俗語和詩句翻譯中何者更適用，也有助於揭示《紅樓夢》中用言的深刻含義。
關鍵詞：楊憲益;《紅樓夢》;霍克斯;歸化翻譯;異化翻譯
《紅樓夢》作爲中國四大名著之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藝術瑰寶。它有兩個最有名的英文全譯本，分別是由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中國翻譯家楊憲益和夫人戴乃迭的合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克斯是英國人，對英語駕輕就熟;而楊先生英文水平高超，並與其夫人戴乃迭中西合璧，對英語的運用也十分自如，因此兩者在語言上都運用歸化策略。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在文化層面上，雖然衆說紛紜，但主要集中在兩種觀點： 一是異化優於歸化;二是歸化異化都有可取之處，該選擇哪種策略應視具體情況而定”[1]。
一、《紅樓夢》與歸化、異化翻譯
在楊譯本中，透過異化翻譯策略使譯作中保留了濃厚的中國特色，有助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走進西方。“劉豔麗，楊自儉認爲楊先生的翻譯有助於體現中華民族文化特色，如其將風月筆墨譯成breeze and moonlight school，保留了原文的結構和特色”[1]。而同樣頗受學者歡迎的霍的譯本中則使用了大量的歸化翻譯策略，因爲“對於普通讀者來說，霍克斯的歸化翻譯更易懂。因此更受歡迎對於想要學習中國文化的英美讀者來說，也許歸化翻譯會將很多中國文化元素展現在他們面前，但因爲文化差異，很多中國獨特的文化內涵外國讀者無法理解”[1]。
文章在歸化翻譯與異化翻譯的理論指導下，結合《紅樓夢》的楊譯與霍譯版本，對比兩者在標題、成語、俗語以及詩句翻譯上的異同，分析在此翻譯過程中各自的翻譯策略，並比較歸化與異化翻譯何者更佳。同時，也有助於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二、歸化與異化翻譯理論回顧
“歸化”與“異化”這兩個概念，首先是德國古典語言學家、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在《論翻譯的方法》一書中提出的――翻譯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儘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 而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儘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 而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1995年，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在《The 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一書中， 將第一種方法定義爲“異化法”;第二種方法爲“歸化法”。
實際上，“異化翻譯就是要偏離本土主流價值觀， 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而歸化翻譯則是採用透明的、流暢的風格爲譯文讀者把陌生感降到最小的翻譯策略”[2]。也有學者從異化與歸化的源頭處入手，如“異化與歸化是直譯與意譯爭論的延伸和擴展。 直譯與意譯的主要爭論是翻譯中的語言的表達方式問題， 而異化與歸化主要爭論的是翻譯中文化因素的移植問題”[3]。
總的來說，異化翻譯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採取相應於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而歸化翻譯則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採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
三、異化與歸化翻譯實例對比
1、以成語翻譯爲例
成語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傳統文化的`精髓。它雖簡短卻精闢、思想內涵豐富，以四字成語“龍駒鳳雛”爲例：在《紅樓夢》第十四回中，寶玉經其父賈政的引薦覲見了北靜王，“北靜王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在此句的翻譯上，楊憲益譯爲The clarity and fluency of Baoyu’s answers made the prince turn to observe to Jia Zheng， “Your son is truly a dragon’s colt or young phoenix.”;而霍譯則是Delighted that everything Baoyu said was so clear and to the point， the prince observed to Jia Zheng that “the young phoenix was worthy of his sire.”
對比這兩個版本的譯文，可以發現兩人在翻譯“龍駒鳳雛”一詞上存在差異。不論是在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中，“鳳”都是吉祥的象徵;而對於“龍”的認識卻大相徑庭。在中國，“鳳”是百鳥之王，是福瑞的象徵，而在西方，“鳳”(Phoenix)被叫作長生鳥，死後會在自己的屍體上重生，正如中國文化中的“鳳凰涅”一樣。與“鳳”相對的，“龍”象徵着富貴和皇權，充滿吉祥之意，而且中國人一直視自己爲“龍的傳人”，作爲中國人的楊憲益便更想要透過翻譯把中國的傳統文化介紹到西方去，因此把“龍駒鳳雛”就直譯爲“a dragons’colt or young phoenix”;然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邪惡和暴力的象徵，這在聖經中也是有依據的，甚至與上帝作對的撒旦也曾被叫作“dragon”。因此，霍克斯在譯文中僅僅保留了“鳳”這一意象，而捨棄了容易讓西方讀者產生誤解的“龍”。
筆者認爲，楊憲益與霍克斯在此成語的翻譯上並無太大的分歧，他們的譯本均被大家所接受。雖然“龍”這一意象在西方屬於邪惡的意義，但隨着跨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已廣泛接受 “龍”在東方的象徵意義。此處歸、異化翻譯策略均無明顯的優勢。
2、以俗語翻譯爲例
在中國古文中常常出現一些通俗性的語句，它們便是俗語，既說出人民生活經驗還表達出了他們的願望。如在第八回中，寶玉前去看望抱恙的寶釵時，寶釵順手拿過他的“通靈寶玉”並念出了寶玉上所刻的篆文“莫失莫忘，仙壽永昌”，丫鬟鶯兒聽了便說這與寶釵的金項圈上的篆文“不離不棄，芳齡永繼”恰好是“一對兒”(匹配)。
對此，楊憲益在的譯本分別爲“Never Lose， Never Forget， Eternal Life， Lasting Prosperity.”和“Never Leave， Never Abandon， Fresh Youth， Eternally Lasting.”;而霍克斯在翻譯時，將這兩句篆文都譯作同一句話“Mislay me not， forget me not，And hale old age shall be your lot.”
楊、霍都將篆文的意思翻譯了出來，只是楊憲益站在傳播中國文化的立場上，更遵循“忠實”的原則。而且，他知曉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這兩句的意思雖大體相同，但也存在區別。寶玉原是天上的神仙，因而是“仙壽”;而寶釵僅爲凡人，且是女子，只能用“芳齡”來刻畫。對應地，楊憲益分別譯爲“Eternal Life”和“Fresh Youth”;而霍克斯在翻譯時，注重這兩句的韻律。但以同樣的翻譯對應來自不同身份匹配的原文，雖然方便了外國讀者的閱讀與理解，但丟失了原文字的豐富性、多樣性以及內容所折射出的深層次資訊。因而，筆者認爲此處，楊憲益的譯本在達意和工整的同時還保留了原文的多樣和意味，歸化翻譯策略更勝一籌。
3、以詩句翻譯爲例
中國的古詩是傳統文化的精華，是中國文學史長河中傳承至今熠熠生輝的部分。在《紅樓夢》中，“黛玉葬花”是最爲經典的故事之一，黛玉的多愁善感與高超的文學造詣在這個故事裏展露得淋漓盡致。而她所作的《葬花吟》：“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悲花憫人，讓人不禁“心碎腸斷”。而楊憲益與霍克斯在這首詩的翻譯上分別爲：
中國的詩詞言簡意賅，措辭優美，不僅描寫的形象生動，而且字數對仗工整，十分具有韻律感。用“花”的凋落暗示“人”命途多舛，且原詩中“癡”與“知”頭尾押韻，可見曹雪芹用言的細緻與考究。然而，這卻成了譯者所要面臨的極大的挑戰。從兩譯本中可以看出楊憲益與霍克思都煞費苦心，都竭盡自己的全力以還原詩句的意蘊和韻律。
楊戴的譯文在表達原文的意思時遵循忠實的原則，但失掉了原文押韻和對仗所產生的語言的美感;而霍克斯則將這首七律詩也相應地處理成詩歌的形式，不僅在意思上忠實於原文，描述出了黛玉悲花憫人的心境，而且在形式上也再現了原文的韻律。原文有押韻，譯文中也有押韻，韻律感十足易於引導讀者，讓人如身臨其境，與黛玉一同“心碎腸斷”感嘆人生。
楊霍對與詩歌的翻譯分別注重“信”與“雅”，有學者提出“以上的兩種譯文從內容上看都很忠實於原文，但是從形式上看霍譯要更勝一籌。他的譯文用詞講究，句子長短安排合理，兩兩對應，韻腳使用恰當，所以讀起來音韻和諧朗朗上口，體現了音美形美意美的翻譯原則，而楊譯在結構安排方面就顯得遜色不少”[4]。
四、結語
就《紅樓夢》的翻譯而言，霍克斯在翻譯時更注重譯文的文學性，目的是爲了方便外國讀者的理解，或深或淺改寫了內容，雖“形美”卻失了原意義;而楊憲益夫婦翻譯《紅樓夢》的目的則是爲了傳播中國的文學經典，所以將 “忠實”作爲首要原則，極少發揮譯者的主體性，因而譯文有時丟失美感與創造力。
透過對《紅樓夢》兩個英譯本的對比分析，筆者發現異化、歸化這兩個策略各具優勢、相互補充， 並沒有孰優、孰劣之分，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譯者翻譯時需要把握好度，不僅要做到“忠實”，還要“通順”，以便共同爲跨文化交際發揮重要作用。楊、霍兩篇譯文都是紅樓夢翻譯中的佳作。外國讀者閱讀時，最佳選擇是將這兩譯本相結合去理解。學者今後應努力結合歸化與異化策略，將楊譯、霍譯取長補短，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化瑰寶、四大名著之首的《紅樓夢》更加廣泛地傳播給更多的讀者。
參考文獻：
[1]黃靜芬.從歸化異化看《紅樓夢》兩英譯本對比[J].雞西大學學報， 2010(6).
[2]張東京， 方蔚.從《紅樓夢》兩英譯本看歸化異化的對立統一[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 2011(8)：148-149.
[3]朱愛秀.試析翻譯的異化與歸化――《紅樓夢》兩譯本熟語翻譯對比[J].中國科技資訊， 2005 (7)：217-217.
[4]吳笛鳴.論譯者主體性在《紅樓夢》譯作中的體現[J].黃山學院學報，2011(6).
[5]黃丹丹. 試析《紅樓夢》英譯中的意譯與直譯――霍克斯與楊憲益、戴乃迭的翻譯策略比較[J].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