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的陶器中有一種形制特異的器物，人稱“斜口器”。它敞口、斜壁、小平底，有的斜口呈“心”形，有的斜口呈“門”形，總體爲箕狀。也有人稱其爲“斜口缸”，還有學者稱其爲“簸箕形器”或“異形器”等。這種器形先後在新樂遺址、富河溝門遺址、興隆窪遺址、左家山遺址、敖漢旗四棱山、赤峯西水泉等紅山文化遺址中都有發現。其中四棱山遺址的六座陶窯中發現有很多這種器物的口沿，說明此類器物在五千年前，是紅山文化分佈地區原始居民的一種常用器物。
有關這種器物的用途一些學者已進行過研究，吉向前先生在《中國文物報》2000年12月24日3版發表了《紅山文化的斜口器是盛放器不是撮樓工具》一文（以下稱《吉文》）。《吉文》從斜口器的分類、功能、源流進行了考證，同時還把斜口器與馬蹄形玉箍之斜口進行了對比，但是《吉文》所持觀點及舉證分析所得的結論，筆者不能苟同。另外，目前所流行的：“斜口器是一種撮摟工具的觀點，或是一種專門儲存火種的容器、或是用作取暖的火盆、或是人們漂洗食物用的澄濾器、或是取水用的大水瓢”等諸說法，筆者透過對紅山文化所發表的相關資料的研究，認爲所有這些說法都不能成立。故撰此短文，略陳己見。
一、斜口器的形制、用途、命名
如果把紅山文化中的斜口器分爲“有板耳”、和“沒有板耳”兩類，我們就會發現“有板耳的斜口器”一般器形較大，“沒有板耳的斜口器”通常器形較小。很清楚，沒有板耳的小型斜口器適合單手操作，有板耳的大型斜口器必須雙手操作。無論有無板耳、但有雞冠耳的斜口器更適合雙手端握。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斜口器經復原，口徑約52.8、底徑12.8、通高約52.4釐米。北臺子遺址出土的斜口器底徑13.2釐米，口徑與通高當與牛河梁遺址出土的斜口器差不多。《吉文》雲：“牛河梁遺址和北臺子遺址出土的斜口器，皆爲夾砂陶質，形體碩大，斜口外敞十分厲害，斜口最高處與最低處兩者的高差在45釐米左右，如果用它來撮取竈坑中的灰燼等，稍微碰撞就會損壞”。並言：拿斜口器實物模擬撮取動作，因“它的口太大、太敞，身極長又很重，根本不敢用力前後移動，小心翼翼地用力託着才能保證不失手，更不用說大幅度高強度的撮摟動作了。”故吉先生認爲：用斜口器作撮摟雜物工具達不到省力快捷的目的，它主要是作爲盛放器使用的。
在這裏筆者強調一點，雖然斜口器形似撮子，但它並不是作爲撮摟雜物的撮子來使用的，它只所以口敞如撮，完全是爲取火、載火、傳火方便而設計的。爲什麼這樣講，因爲考古發現所揭示的'事實是：它常常出現在火塘旁，或閒置在房屋的角落，它與火所結的不解之緣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四棱山遺址出土的斜口器，敞口、斜壁、小平底，口沿呈慢坡狀。口沿下有一圈指甲紋和兩個對稱的雞冠耳，器表施橫行弧線加篦點紋，底部有編織紋。口徑約24、底徑10.4、高約17釐米。這種器形在新樂遺址也發現過，比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要小。雞冠耳在這種器物上的出現，說明它在使用過程中可以供人雙手端握。所以說其用途不可能有第二種解釋，它只能用於取火、載火、傳火。如果是用於打掃灰燼、撮摟雜物，按照當時的生產技術，編織一種竹編、或草編、或藤編的“撮形器”完全可以，根本沒有必要去燒造一種即笨重又易碎的陶器去作撮子。
“紅山人”選用陶質斜口器取火、載火、傳火的另一個原因是陶質不僅保溫，而且隔熱，用時或抓、或握都不燒手。可以想象，原始的“紅山人”從一個火塘中（或者專用的火種堆）取火，其過程應該是先將斜口器對準火塘竈口底部放下（或者將斜口器對準正在燃燒的火堆，也有可能是燃後未滅的柴灰堆，或者是公共儲存的火種堆），取火者左手推掌住斜口器的小板耳，有可能是撮取火種，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取火者右手用火棍從火塘中（或正在燃燒的火堆、或燃後未滅的柴灰堆中、公共火種堆）將火種撥進斜口器，如果斜口器口面過小，就不利於火種的撥進和撮取。此時，人們在撥進撮取火種過程中，往往會把火炭連柴帶灰一起撮進、或撥進斜口器，假若是火塘或火堆正在燃燒時取火，就更有可能在撥進火種時迸出很多正在燃燒的柴炭渣，斜口器開敞如撮的嘴子和伸長的舌頭正好吃掉它，這就是斜口器爲什麼口斜、爲什麼口敞的原因。
誠然，當人們雙手端握着帶有一對雞冠耳的斜口器(有些無耳)將火種運載到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其傳接火種時還存在着一個“撥火”過程。不過，這時火種是從斜口器中向未點燃的火塘中撥進，此時的斜口器中不僅僅有火種，而且還有取火時帶進來的柴灰渣，如何將有用的火種撥進火塘，將無用的柴灰渣篩選出來，斜口器寬敞的口面就成了撥選火種的“前沿”，也可以稱作“簸箕舌頭”，這樣就爲篩選火種帶來了方便。篩選火種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端起斜口器進行搖簸，或者拿火棍來回撥刨，所以說它是一種獲取火種、承載火種、篩選火種的專用工具。不是打掃灰燼用的撮子，不是火盆、不是澄濾器、也不是大水瓢，更不是《吉文》中所描述的，是存放較短棍棒、骨質魚漂、木質陶拍、紡輪、網墜之類的盛器。正因如此，所以人們在操作使用它的過程中，根本不可能使用大幅度、高強度的動作，一切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情況下進行。若給其定名，筆者認爲稱其爲“火簸箕”是比較合適的。因爲此器不僅有簸箕之形，而且在功能方面行簸箕之實。
二、“火簸箕”產生的歷史條件及背景
人類用火已有一百多萬年到二百萬年以上的歷史。目前，在紅山文化分佈的主要區域遼寧省朝陽地區所發現的喀左縣水泉鄉鴿子洞遺址，曾出土距今10萬年前的人類牙齒化石、和動物化石、以及打製石器和灰燼層，說明在十萬年前，“鴿子洞人”已從事狩獵並用火熟食。距今四、五萬年前，朝陽大地上出現的與現代人體特徵相似的原始新人——“建平人”，應該說是“鴿子洞人”的後裔，“紅山人”應該是“建平人”的後裔。但是“鴿子洞人”所用火種也是來自對自然火種的儲存。我們通常所說的“鑽木取火”，即便是到了“建平人”生活的年代也未出現。“紅山人”的取火水平到底有多高，現在我們無以驗證。但從《周禮·司爟》有“更火、變火”,《論語·陽貨》有“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記載情形來看，距今五千年前的“紅山人”，其取火水平還不可能太高，其儲存火種的方法還只能說是“鴿子洞人”的繼續。漢代學者馬融其所著的《三傳異同說》中注“改火”：“《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爲什麼四季鑽木取火，要選擇不同的木材，這是古人在長期的取火實踐中總結髮現的。
相關資料表明：五千年前，紅山文化分佈的內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北部地域範圍之內，所生長的適合做取火材料的常見樹種僅有榆、柳、杏三種，也就是說，到每年農曆六月（季夏）以後，生活在紅山文化區域範圍內的原始部落，都要爲取火找不到合適的木料而發愁，保留火種就提到了“紅山人”的議事日程上來。《周禮》、《論語》所記是距今兩、三千年前的情形，由此推斷：“紅山人”雖然已掌握了鑽木取火的本領，但因季節變化，他們春、夏常用的榆、柳、杏三種取火木料，在秋季以後使用時往往因取火困難、或取不出火來。這時，他們就不得不採用古老的、傳統的、儲存火種的辦法來儲存火種。“紅山人”每一個聚落裏都可能有一個或幾個公共“火種堆”，這些“火種堆”都有專人看管。每個家庭在做飯、取暖和聚落集體燒窯時都要從公共“火種堆”提取火種，然後才能點燃自家竈膛和集體的陶窯。當然，這也不排除各家之間就近互引火種的可能，“火簸箕”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誕生的。它是社會生活實踐的產物，是“紅山人”的專利產品。無論從形制設計、還是從實際用途角度講，它都集中體現了“紅山人”的聰明和智慧。
三、馬蹄形玉箍與“火簸箕”毫無關係
《吉文》把紅山文化中發現的馬蹄形玉箍（《吉文》中稱其爲“玉箍形器”）與火簸箕進行聯繫，並把馬蹄形玉箍與“火簸箕”二者之間的“斜口”聯繫起來進行了寓意上的發揮，《吉文》雲：“玉箍形器的斜口不是憑空想象而來的，它來源於實際生活中，它受到了斜口器的影響並採用了斜口器的斜口造型。玉箍形器作爲溝通天地聯繫人神的重要禮器，它的一端設計爲斜口，其斜口就具有極爲特殊的作用與意義。人神相絕不通在那時是困擾人們的一大問題，紅山人用一端斜口一端平口的玉箍形器最大限度地去尋找天與地、人與神聯繫溝通的切入點，斜口的一端朝向天空，斜口的面積較平口的面積擴大了許多，與天接觸的面積擴大也就意味着擴大了天與地、人與神接觸的空間，溝通天地聯繫人神的成功概率也就大一些。這是玉箍形器一端爲斜口最主要的作用所在。”
筆者認爲：馬蹄形玉箍的斜口並未受到“火簸箕”斜口的影響，雖然馬蹄形玉箍屬墓葬出土，火簸箕屬遺址出土，但從相對年代上看，二者應該是同時期的，不存在誰影響誰的問題。從形制上講，馬蹄形玉箍的“斜口”與火簸箕的“斜口”還是有區別的，馬蹄形玉箍的斜口呈“馬蹄形”，火簸箕的斜口呈“心”形或呈“門”形。從用途上分析，它有“禮”的成份。因爲作爲隨葬品它常常發現於死者的頭部底下或周圍，筆者推斷它是部落首領或上層人物專用的一種削法、束髮器具，同時又具有裝飾的作用。爲什麼這樣講，因爲在它的斜口一端邊緣薄銳似刃，平口一端兩側有對稱缺口，或雙孔。以牛河梁遺址出土的一件墨綠色馬蹄形玉箍爲例，此玉箍“高16.4釐米，筒狀、平口一端兩側有對稱缺口(有的標本爲雙孔)，斜口一端邊緣薄而銳似刃”，此類器物先後在敖漢旗、巴林左旗、凌源三官甸子墓都有出土。由此可見，紅山文化部落的首領或上層人物無論是在世時、還是去世後，其束髮、頭飾是有一定講究的，是與一般部落成員不一樣的。所以，筆者認爲，吉先生關於馬蹄形玉箍“斜口”的寓意推論是站不住腳的。玉箍在一些紅山文化墓葬中的出土，只能說明墓主在部落內部社會地位的高低，馬蹄形玉箍是一種權利和財富的象徵，其“斜口”與溝通天地，聯繫人神，毫無任何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