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代社會中的人們來說，我們也會用現實的眼光來看待二者的生死觀，下面是小編蒐集的一篇探究屈原與賈誼人生觀形成原因的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1]中司馬遷將屈原與賈誼合併於一傳，是因二人有着類似的人生軌跡，即早年有異才受到君主的重用，卻因讒佞的陷害而後被冷落，甚至流放他鄉。雖然二者的人生軌跡大致相同，但是在種種文獻的記載中我們也看到二人對於生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屈原的生死原則就是無論如何他都要留在楚國盡最大的能力幫助楚國重新富強起來，雖然最終也無法實現這樣的人生理想，但是他卻以死明鑑，用這樣一種方式來殉其國、其志。而賈誼則對其做法存有異議，在《吊屈原賦》中提出屈原在看見自己的人生理想無法在楚國實現之時就應該離開楚國去別的國家謀發展，認爲“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兮，搖增翮逝而去之”。這樣截然不同的生死觀其產生是什麼原因呢?本文即對此進行分析討論。
一、文化的影響
在文化的承接與延續上，二者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成爲兩位文學家在生死觀上產生差異的原因。
屈原身爲楚地人，必然受到楚地文化的影響，而楚地的文化中巫文化最爲盛行，而且屈原官居三閭大夫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以及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的，因而其文學觀念上必然受到巫文化的深刻影響，這在屈原的作品中有所體現，湯漳平先生在其《從江陵楚墓竹簡看<楚辭·九歌>》中就提出了：“將江陵楚墓竹簡所載諸神和《楚辭·九歌》祭祀的神靈進行對應比較，可以發現竹簡所載的神與《九歌》所描寫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爲一個比較完整的系列，這進一步爲人們瞭解屈原當年從事巫術活動的具體內容提供了旁證材料。”可見其受到巫風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在巫文化中有一方面是受到很大的重視的，即爲人的靈魂的歸屬問題，人死後的靈魂的歸屬，關係到後代子孫的生活，一直從事宗廟祭祀事業的屈原也是如此，如其創作《國殤》就是爲了讓陣亡的將士能夠回到祖國，不至於靈魂沒有歸屬而四處遊蕩。所以基於其對這方面的重視，屈原便不會遠走他鄉，並且當國家滅亡的時候，也要在此地還被稱爲楚地的情況下投江而死，靈魂永久的歸屬於自己的祖國，便是巫文化的影響表現。
而賈誼則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同時又受到道家文化的影響，並且二者在其生死觀念的形成上發生作用。賈誼少年時期跟隨荀子的徒弟張蒼進行學習，受到荀子觀念的影響，荀子的觀念中體現得最深刻的就是一種務實的精神，這一點也被賈誼所繼承，認爲有才華無論是遊說哪一個國家都能受到君主的賞識，自己的才華能夠得到施展，而不會荒廢掉。在賈誼看來才華的施展才是最主要的，人死了才華就盡失了，這樣因爲社會的污濁而將自己弄髒是不明智的，鳳凰尚且覽輝而下，人這麼做也沒有什麼不妥當的。而且在生死觀上賈誼還受到道家曠達精神的影響，認爲不應該被世俗的情感所拖累，萬物即與我爲一，那何必一定要固守此處呢，天地之間便皆是我能生存之處。另外，賈誼的思想還受到湖湘地區文化觀念的影響，當地的文化強調“敦厚雄渾、未加修飾、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脫之性”。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的薰染下賈誼在去留問題上也更加的自由、任性，不受國別的約束。這些思想因素的影響，使得賈誼在對屈原進行悼念時肯定了他的人格的高尚，但是無法理解屈原以死殉國的做法，產生了與之不同的生死觀。
二、身份與爲官觀念的影響
屈原在《離騷》中對自己的“內美”進行了描述，認爲作爲朝中的一員他是相較於他人比較有涵養的人，並且能主動地去完善自己，去修能，在做到了這樣的爲官的基本原則的同時他還有比任何人都要堅定的忠於君主的決心，再加上他還是一位詩人，是一位重於用感情去思考問題的詩人，因而他追求的是一種符合浪漫主義的情感寄託，一種理想化的君臣關係。明達的君主在屈原看來就應該重視有才能，並忠於自己的人。而這一理想卻屢次遭到打擊，一次又一次地讓他的世界觀受到衝擊，詩人又是倔強的，他們只會用最感性的思維去順從自己內心的思考問題，所以在自己最終也無法實現自己內心所願時，他的忠與情都讓他不能就這麼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國家就這樣滅亡了，筆者認爲屈原對自己是有一種“怨”的，他怨自己不能挽救自己的國家，怨自己沒能阻止國君的種種推進國家滅亡的行爲，像他這樣有內修並無比忠君的人不會怨君主的昏庸，只會怨自己沒能陪在君主的身邊去抵擋那些奸佞小人的讒言，因而認爲像他這樣有愧於國家、有愧於君主的人只能以死補過。所以抱着這種對自己的怨和亡國的痛，他的選擇只能是與國家同生共死。任何人都不會在失去自己最珍貴的東西的時候，還能在別處空守着軀殼活下去，更何況是屈原這樣剛烈的偉人。詩人的氣質性情再加上他忠誠的爲官觀念便都促成了其捨生就死的生死觀。
賈誼就與之不同。賈誼的爲官觀念受到荀子樸素唯物主義的影響，更加強調現實的人生，否定理想精神，立足於現實生活，理性地、順從現實地去思考問題，所以賈誼便主動地壓抑了自己的悲哀的情感，而用道家的曠達態度去面對現實，認爲在不能夠得到自己建功立業的機會時便可以去別的地方需求機會。而且賈誼還十分嚮往春秋時期那種自由的入仕觀，贊同“楚材晉用”的行爲，認爲春秋時期的'那種主動尋求機會趨向於賢明君主的觀念是值得推崇的，雖然春秋時期的這一入仕觀不能忽視促其必然形成的歷史環境等方面的因素，但是賈誼對這一觀念的吸收和利用充分地體現了其爲官理念，並且十分深刻地影響着其對生死的態度。再者，賈誼是一位文學家的同時又是一位政論家，其政論文的創作，體現出了其邏輯與理性的思維能力，如其《過秦論》的創作，用一種敘事的手法來進行議論，不是摻雜自己的情感去導引別人，而是用歷史事件來說服別人，其“去就有序，變化因時”的觀念，不單單用來勸誡君主，還體現了他的思想觀念的整體結構，這些都在他的生死觀上產生影響。
三、社會環境的影響
在戰國紛爭割據的時代，楚國透過南征北伐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成爲“戰國七雄”中的翹楚，楚國強盛時期曾經地跨十一個省份，在《戰國策·楚策一》中有這樣一段話：“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裏。”
這在當時是非常大的國土面積了。楚國成爲了當時最大國，並且這種強盛持續了七百年之久，直到楚懷王時期才因爲採用錯誤的政策導致國力衰落。國力的強大使其國民產生了一種大國的胸襟，其包容廣大的情懷影響着國民的心理，國家的廣大和繁榮又使得人民形成了一種對祖國的共同的認知，一種民族意識在國民內心中漸漸成型，最終形成了共同的愛國心理，這一切也都影響着屈原的人生觀、世界觀。
然而，有着強烈愛國意識的屈原卻眼看着楚國的鼎盛戛然而止，一步步地走向深淵，屢屢受到外強的侵擾卻無能爲力，這種種對其民族心理和本土意識的打擊在屈原的心中激起層層的悲憤的情緒，其創作也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但是由於長時間在社會環境和民族心理的影響之下，又作爲一名楚國王室成員，屈原的愛國情懷比普通的百姓更加的深沉，那種忠君的思想也更加的執着，所以影響着其生死觀，國滅之時也必然成爲了屈原殞命之日。
賈誼生活則在西漢初年，漢朝剛剛穩定下來，逐步地開始走向興盛，這是一個平穩向上的過程，國家開始重新興建，鑑於秦亡的教訓，西漢初年治國施行黃老之術，強調“無爲而治”，這種“無爲”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實行一定的政策時要儘量做到不干預人民生活，不爲追求強大而去勞動黎民百姓。用“無爲”而達到“有爲”的目的，這種思想影響着西漢的社會政治環境，併產生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賈誼的思想也受到了黃老之學的影響，使其曠達自適，黃老之學所提倡的觀念在其政論文中也有所體現，如“省苛事、薄賦斂，勿奪民時”這一觀點就是其創作《過秦論》時看待豪強奪地、盤剝百姓、刑法殘酷等社會現象的標準。而黃老之學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被賈誼所吸收，就是治身與治世都應順應自然秩序。加之其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觀念的指導下多次總結前代的教訓，吸取經驗，也接受了如春秋自由入仕等有益的觀點，結合起來對其“輕去就”生死觀的形成產生影響。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評價二者，充分地肯定了屈原的文學成就，也認同他的偉大的志向，在觸及賈誼對屈原的評價時，從司馬遷的敘述中可見其在二者的生死觀上更加傾向於屈原的那種“同生死，輕去就”的觀念。這也是時代和其自身經歷的總結後的最終體現，無關對錯，是一家之言。
對於現代社會中的人們來說，我們也會用現實的眼光來看待二者的生死觀，基於現實社會環境，我們的身份以及文化等等方面的影響，便會對其中一人產生認同感，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都不能忽視另一方閃爍着中國精神光輝的地方，既要吸取屈原“忠”的部分，也要借鑑賈誼“才”的方面，因爲這些都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不能在我們這一代而被摒棄掉。客觀的看待，虛心的學習，塑造我們自己的生死觀、價值觀，併爲理想而奮鬥終生，這樣纔不枉費前人爲我們盡力保留下來的思想財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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