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史上，關於史家主體修養的探討是一個重要問題。梁啓超所謂“史家四長”說即是對這個探討的總結和概括。在這一理論成就的形成過程中，唐代史家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及清代史家章學誠的“史德”說是關鍵環節。當然，任何學術成果尤其是理論上的突破，都必須以一定的思想積累爲前提與基礎，這種積累首先必須是學者個人的，而從更爲普遍的意義上講，它更是社會的與時代的。因此，從孔子、孟子的時代起，我們就可以發現與此相關聯的某種論述，併爲史學界所重視。本文所要討論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梁劉勰在其理論名著《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所提出的“素心”說，它亦可視爲從孔、孟到劉、章發展過程中的思想成果之一。從史學理論發展的大勢來看，這一理論概括與劉、章之說，具有明顯的內在聯繫。
一 “素心”說的提出及其史學含義
（一）“素心”說的提出與確認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介乎漢、唐兩大盛世之間的分裂時期。政權更迭、民族融合、儒學中衰、玄學大倡，成爲突出的時代特徵。在以上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與推動下，史學走上了迅速、多途發展的軌道，形成了“蔚爲大國”的繁盛局面。史學著作數量激增、史書著述形式和體裁的多樣化、修史制度正規化、民族史學的興起與蓬勃發展、私人修史發達，均構成史學“蔚爲大國”的有機組成部分，並最終導致了史學在學術思想及目錄學中的地位得到確認。然而，與此同時，學術與政治、求真致用、文辭與內容等各種關係，亦由於受時代影響而體現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史學發展面臨新的問題。
史學的興盛與其同時存在的諸多弊端，爲史家主體修養理論的探索與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課題與發展契機。如張輔的《班馬優劣論》、幹寶的《史議》及范曄的評司馬遷、班固，裴松之論評價史事，是從才與識方面出發立論，而時人對華嶠的評論“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2]，則重在從學與識的角度論史家修養。在史家著史態度方面，最突出的論點莫過於要求史家恢復據事直書的實錄精神。“直書”已不僅是對某一個史家的讚語，而是成爲評論史家優劣的基本標準。這反映了這一認識從個別到一般的發展過程，而這種發展又是同史學領域中兩種作史態度的對立、鬥爭相聯繫的。北魏太武帝詔崔浩國實史，令其“務從實錄”；崔鴻私撰《十六國春秋》，自稱要將舊史“刪正差謬，定爲實錄”[3]；常璩在撰《華陽國志》的過程中，對舊史記載中多怪異傳說的虛妄做法，予以尖銳的批評等等，都反映了史家對於史學客觀性的自覺意識。
在社會歷史與學術環境影響之下，劉勰撰成《文心雕龍·史傳》篇就不是偶然的了。加上他所具備的“博通經論”、“長於佛理”[4]的自身條件，使其長於從理論角度分析、歸納前人成果，也使得他的“素心”說具有了重要的啓迪意義。
《史傳》篇勾勒了從文字產生到《尚書》，再到當時的近代史學發展的大致脈絡，因此，被人們認爲是一部小型的史學發展史。從史學理論的角度看，劉勰所論至少具備了這樣幾方面的價值：首先，他認爲，史書是備載前言往事、令後人“居今識古”的重要媒介。沒有它，人們對“歲紀綿邈”的自身歷史就無法確切瞭解和認識。這一認識包含着對歷史與史籍（史學）加以區分的思想，在史學理論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其次，以《尚書》、《春秋》、《左傳》爲代表的古史著作，除了真實可信之外，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特點，乃在於它們“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5]的倫理教化功能和貽鑑後世的政治功用。也就是說，史書不僅要求其真，還必須在此基礎上，體現、闡揚一定的政治倫理標準，即“理”。這事實上已經點明瞭我國古代史學批評的兩個基本標準，同時，也爲他進一步拓展自己的論述確立了正確、全面的着眼點；再次，他不僅運用這兩條標準對戰國以來的史職、史家、史著演變情況作了條分縷析的評價，而且就其“偏駁不倫”、“疏謬少信”的原因作了分析，即“追述遠代，代遠多僞”，“俗皆愛奇，莫顧實理”，“記編同時，時同多詭”。在這幾方面認識基礎上，劉勰提出，爲了恢復古代史學的面貌，必須提出與時弊根本相對立的理論觀點，加強史家主體思想修養：“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只有具備了“素心”，史家才能避免主、客觀因素的干擾，修出符合古史之意的著作來。
這裏，在對“素心”進行理論分析之前，必須說明的是：當前流行的各家注本中，關於《史傳》篇有不同主張，關於其“素心”一詞，則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以金毓黻先生、陶侃如先生爲代表，認爲“析理居正，唯素心乎！”的“素心”當依清代黃叔琳的輯注本，改爲“素臣”，指左丘明[6]；一種以范文瀾、楊明照、周振甫、趙仲邑等諸位先生的觀點爲代表，他們均沿襲紀昀對黃注的評論，認爲原本中的“素心”文意通順，可不必改爲“素臣”[7]。由於黃注屬推測之言，並無他本做爲旁證，而在《文心雕龍·養氣》篇中，亦有“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之語，用法與《史傳》篇非常相似，含義亦與後者相同。前後對照，筆者認爲，原本中的“素心”一詞沒有修改的必要，故本文論述，均以範、楊、周諸位先生的注本爲依據展開。
（二）“素心”的史學含義 所謂“素心”，范文瀾先生認爲，“素心，猶言公心耳”[8]，周振甫先生亦把它釋爲“猶公心，言心無偏私”[9]，簡單地說，就是一種公正之心。它要求史家在著史時，具備一種無偏私的心態，不受個人情感和時風勢利等主、客條件的影響。以達到“析理居正”的目的。那麼，何謂析理居正？金毓黻先生有很精到的解釋，他引用《史傳》篇中的原文說：所謂“析理”，指的.就是“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所謂“居正”，即指“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依照金先生的解釋，再聯繫《史傳》篇中所貫穿的思想內核，是否可以認爲，“素心”在理論上的內涵，包括據“理”與據“事”直書兩個層面上的內容。即要具備“素心”，就既要有道德倫理的精粹修養，做到嚴格依“理”修史，同時又以“文直事核”作爲判斷其是否具備良史之材的標準。這裏的據“事”直書，表現爲史家服從史實，據“理”直書則表現爲史家在理性分析基礎上，對史實的超越與駕馭。二者相輔相成，互爲表裏。有了可靠的史料，纔有可能抽象演繹出合理的主觀結論；而正確的理論指導，又是保證史家真正做到直書的前提條件。關於它們在史學批評史上的意義，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關於史學批評的標準。史學批評，尤其是在評論史家應具備什麼樣的素養去提煉、總結、解釋史料，反映客觀歷史時，運用什麼標準去實施這種評論，是一個關於史家修養的重要理論問題。在此問題的探討進程中，劉勰的“理”具有重要的歷史影響。關於史家的主體修養問題，孔子時代就已經有了相關論述。他盛讚南史、董狐的直書精神，即屬此範圍之內的議論。然而，這裏的“直書”並不僅僅是要求史家據“事”直書，同時更包括了據“理”直書的內涵。被孔子稱爲“良大夫”的趙宣子，只因逃亡未來得及出境，就不得不爲與己無干的弒君事件負責。雖然很可惋惜，但在史學真實性與禮制產生矛盾時，孔子認爲，寧肯犧牲前者，也要保證後者的最高權威及其連貫性。由此可見，籠罩在史家“直書”精神上的倫理色彩是顯而易見的。孔子以後的歷代史家在經學逐漸走向獨尊的政治、學術背景下，無不以“聖人之旨”，即孔子自稱爲“竊取”的“義”爲指導品評、撰述史著。史著是否有益於風化名教，逐漸成爲判斷其價值高下的重要依據。可以說，政治倫理性的“理”做爲一條評判史家的具體標準，從中國史學產生起就一直存在着。但是，與此同時，它卻從未被從抽象理論的高度，作爲與史家主體相對應的客觀標準來討論過。而劉勰敏銳地從“騰褒裁貶”、是非無準的現實情況出發，有針對性地提出他認爲是客觀存在的儒家之“理”，作爲品評史家的根本原則，即在“析理居正”中，揭示了史家主觀上達到“居正”的客觀標準是“理”。這意味着，劉勰已經注意到了史書著作過程中的主、客觀關係問題，已意識到作爲史學著作的撰寫者，史家的才學、見識及其他素養，都會影響到反映客觀歷史時的客觀性，並進而影響史著的真實性和思想性。因爲“愛奇之心，古今一也”，所以必須有一個客觀標準來對史家主體活動加以約束與衡評，以保證史書的質量，使其成爲“萬代一準”的傳世之作。這正是劉勰提出“析理居正”的認識思路。一千多年以前，劉勰順此思路，提出以“理”爲客觀標準，以“素心”爲主觀制約，試圖從理論上對主客觀之間的矛盾予以解決，應當說是超出前人與時人的卓越見識。當然，把主觀上的“理”作爲客觀標準來約束、指導史家主體的撰史活動，在史學理論與實踐中都存在着嚴重的侷限性，它爲古代史學以唯心史觀爲指導，以及其中大量存在的曲筆現象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其次，與據“理”直書的原則指導性相較，據“事”直書側重於從著史態度與史學實踐方面對史家提出要求。它要求史家在編撰史書過程中，儘可能地趨近於客觀事實。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排除來自主、客觀兩方面的干擾。即在面對史料缺訛、時風勢利時，史家要以客觀、冷靜的頭腦和不畏強禦、不流於俗的獨立精神，去進行史著的取材與撰述工作，努力做到“信”與“真”的要求。史書求“信”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是史家在選取史料方面應有的態度。從孔子的“多聞闕疑，慎言其餘”[10]開始，我國古代史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身體力行着這一原則。在《文心雕龍》中，劉勰亦提出，“史、論、序、注，則師範於核要”[11]，明確地把真實而簡要做爲史著的基本特徵。他認爲，要達到“信史”的標準，就必須首先摒棄“俗皆愛奇，莫顧實理”的錯誤心理與做法，以嚴肅審慎的態度“追述遠代”。他多次提到孔子的“多聞闕疑”的觀點，認爲這是史家著史應有的基本態度，“史之闕文，聖人所慎”[12]，“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強調“疑則傳疑”的傳統性，更強調這種留諸後人之求實做法的必要性。另外，史家還要做到“多聞”，博學廣聞是“信史”存在的另一必要前提。這樣，纔有可能“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總之，史家既要博學廣聞以保證史書徵而有信，又要善於辨別、去取史料，發現問題並認真對待。這是“信史”問題的兩個方面。認識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對客觀處理撰史過程中的史料問題，顯然十分有益。這樣全面地從史學工作角度提出“多聞闕疑”的撰史態度與原則，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尚屬首次。
史書求“真”是據“事”直書的另一種表現方式，亦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是對史家處理外部人爲干擾因素時所持態度的要求。孔子的“書法無隱”是在稱讚個別史家時提出來的。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直筆”已經成爲一個普遍意義上的史家作風的觀念。劉勰認爲，當時之史多誣矯不實，“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筆端”。而造成這種是非顛倒的狀況的原因，在於史家與史書撰述對象之間往往存在某種利害關係，即“世情利害”的現實。因此，史家不避強御、直書史事的精神就更應加以提倡與讚揚。惟其如此，才能使史書具有“萬代一準”、貽鑑後來的重大功用。在這一認識基礎上，劉勰提出：“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13]把“奸慝懲戒”的倫理教化功能做爲“良史之直筆”的根本表現與重要內涵，這一方面反映了倫理尺度對劉勰史學觀點的深刻影響，反映了據“理”直書與據“事”直書的內在必然聯繫；另一方面，用“農夫見莠”和“萬代一準”來說明“良史之直筆”於史學發展的根本意義，則突出反映了劉勰從理論角度對此問題的深刻理解與高度重視。
劉勰之貴信、求真，與其據“理”直書的要求一樣，是建立在對史學活動中主客觀關係認識基礎上的。這就使他有可能從理論角度較爲全面地考慮史家主體著史態度的調整問題，從而把“信”的要求溶入對據“事”直書的理解中，進一步擴大和豐富了傳統的“直書”說，同時也使他的“素心”說作爲對史家主體的要求，具備了更爲豐富的層次、內涵。
二 “素心”說與劉知幾的“直書”論
《史傳》篇產生以後，對後世史學界尤其是劉知幾的《史通》產生了很大影響。事實上，劉知幾在《史通·自敘》篇中就曾指出：劉安《淮南子》、揚雄《法言》、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劉劭《人物誌》、劉勰《文心雕龍》是其最爲重視的六部著作，“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對此，從胡應麟、黃叔琳到范文瀾、金毓黻、傅振倫、蔣祖怡等諸位先生均有論及。他們認爲，劉氏之《史通》，無論在結構、思路，還是在具體觀點上，都與劉勰之《史傳》篇有密不可分的關聯。筆者認爲，從思想發展脈絡角度來看，同爲不苟於世俗的理論家，劉勰關於史學的分析與歸納，必然會給劉知幾以種種啓示。《史傳》篇對《史通》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在史家主體修養理論方面，二者之內在聯繫尤爲突出。
（一）對史學社會功用的重視 在對史家“直筆”的重要性認識方面，劉知幾與劉勰的探討，都是以對史學社會功用深刻的見解爲基礎的。劉知幾認爲，從個人角度而言，史學可以給人以啓發、教育，懂得“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從國家角度而言，史學可以起到“勸善懲惡”、激濁揚清的思想教育作用和社會效果。所以，“史之爲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4]正因爲如此，他纔給史家直書的著述態度以極高的評價。在《史官建置》篇中，他把史家分爲三個等級：“彰善貶惡，不避強御”之史爲上等；“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者爲中等；“高才博學，各重一時”者爲下等。由此可見，“直書”在他的論述中，乃是一名史家最重要、最高尚的職業道德。而劉勰則在強調史學“奸慝懲戒”的倫理教化作用之外，側重於從“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的歷史垂鑑觀出發，去認識史學“萬代一準”的深遠意蘊。這種區別是由他們各自所處社會、學術環境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從重視直筆、實錄之於史學的根本意義這一角度來說，二者又是一致的。
（二）對名教的重視 如上所述，劉勰“素心”說之重要特徵是據“理”直書，儒家名教思想是其直筆論的根本原則，在“理”與“事”有所牴觸、矛盾時，後者無疑當服從前者的需要。這一點在《史通》中，得到了更爲全面的體現與闡發。《直書》、《曲筆》篇中，劉知幾對直書精神與直述史事的史家以極高的評價，認爲這種“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的精神，“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15]。與此相對應，對那些“持諂媚以偷榮”者，劉知幾則給予了無情的鞭笞，認爲此乃“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兇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6]可見他贊成實錄、主張直筆的態度之明確與堅定。然而，對維護“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的曲筆，他卻表示了相當的保留：“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這與劉勰“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17]的態度相較，其思想上的相通之處顯而易見。劉知幾還認爲，“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 ⑥，把史家的直、曲筆直接與其人格高下結合起來，並以此爲基礎展開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劉知幾的上述兩段論議，都分別置於其《曲筆》、《直書》篇的開首。由此似可進一步說明，“名教”觀念不僅在劉勰、劉知幾那裏是一脈相承的，而且是不斷被強化的。
（三）“直書”論的理論進展 劉知幾之“直書”論與劉勰 “素心”說相較，其在理論上的發展之處在於，前者在羅列直書、曲筆的現象及分析其產生原因時，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層次上都進一步具體與豐富了。如他認爲史書曲直與史家品格高下、正邪密不可分，與“可爲”、“不可爲”之時代環境有關，與“事涉君親”的現實相聯等觀點，即是直書論具體化的明確表現。尤爲可貴的是，劉知幾還把“直書”論納入到史家主體修養理論框架之中，從而使其內容進一步充實與提高，並使其理論地位得到確認。在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的談話中，劉知幾首次較爲完整地提出了才、學、識的史家修養理論，而其中“識”的內
涵主要即指直書精神，“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如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18]；在《史通》中，直書、曲筆問題被專列單篇加以討論，本身就表明了對此問題認識的深刻與重視。另外，在分析曲筆著史的各種表現時，除了對歷史上較爲明顯的曲筆加以貶斥以外，劉知幾還認爲，“史之不古，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19]。他透過對《後漢書·更始傳》及《三國志·劉後主傳》等史書記載的具體分析，認爲這些不易發現的曲筆，更應引起後人的充分注意。這種把曲筆作史區分爲兩種情況的做法，不僅豐富了其理論內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傳遞了這樣一個思路：所謂直書、曲筆，可能貫穿於史家著史的各個環節，後人應透過分析與辨別，進行認真研究。將這一思路與章學誠“史德”論把文章撰述全過程納入考察範圍的做法相較，不難發現其中亦有相通之處。但劉氏之論仍主要集中於據“事”、據“理”直書的層面上，與“素心”說在本?上屬同一範疇，而章氏之說則以更爲具體與理論化的形式出現，其識見更高出前者一籌。
三 “素心”說與章學誠的“史德”論
作爲古代史學理論的集大成者，章學誠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方面，做了許多總結、提高、創新的工作，“史德”即是其中關於史家思想修養的重要概念。而這一理論觀點的提出與闡發，一方面是受到劉知幾“史才三長”說的啓示，另一方面又與劉勰“素心”說在理論上頗有關聯。關於前者，論述已多，此不贅述。關於後者，筆者認爲可概括爲以下幾點：
（一）史家思想修養的理論探索 章氏之“史德”論與劉勰之“素心”說，均是在前人基礎上，對史家思想修養理論的總結與探討。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都吸收了自孔子以來所倡導的“書法無隱”的精神內核與實質，然後從理論上提出普遍著史原則。劉勰是從當時史學發展的具體情況出發，詳盡分析了虛妄之風產生的原因、現象，進而提出史家當養“素心”以修史；章氏則主要針對埋頭考據、不求學問經世的偏頗學風而發論，他認爲，“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三者兼備，才能構成完整意義上的史學，決不可偏於一端。但同時，三者之間有些因素又是“似之而非”、“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20]的。因此，“著書者之心術”不可不考，“史德”乃爲構建史家基本素養與人格的重要方面。所以，章學誠之“史德”與劉勰之“素心”，背景、內涵雖不盡相同，出發點與思想本質卻是一致的，即史家著史的心術修養與著史態度，均應在理論上給予足夠的重視。這是他們共有的卓識。
（二）傳統名教的思想指導 “史德”論與“素心”說之共同點還在於，二者都以傳統的倫理道德爲其指導思想與顯著特徵。如前所述，據“理”直書是劉勰“素心”說的主要內容；章學誠則認爲：“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我們認爲，此處之“天”的概念，具有客觀歷史、歷史發展規律的特徵，是接近近代科學精神的進步因素，是章學誠對前人的發展與推進。但同時，他又把“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21]引入史家心術的修養途徑之中，認爲封建倫理與史學客觀性之間存在着直接的因果關係。通觀《文史通義》，這一結論可說是來源於兩點認識：其一，史傳作爲一種文體，源於六經。章學誠提出，後世文體於戰國時皆已具備，而“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 [22]；其二，從“六經皆史”的理論觀點出發，六經都是史，且是最高規格的史，那麼，後世史家就應當從中汲取各種認識上與方法上的營養，而學習前人，把握其思想精髓與思維方式至爲重要。這樣，通達“六藝比興之旨”，而後纔可以、才能夠講“春王正月”之書，就同時兼備了學術上與邏輯上的合理性。這一方面說明了他的“史德”論的歷史侷限，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在爲史家主體活動找尋客觀標準方面，所作的可貴探討與努力。《史德》篇中，章學誠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極力辯明《史記》和《離騷》的符合名教，其目的無非在於向人們證實，前代流傳下來文史名篇，尤其是具備了撰述圓通之義的《史記》，是不可能、也不會“怨誹及於君父，且以是邀千古之名”的。否則，不僅著作者本人屬愚不可及、異想天開，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行，而且缺乏名教倫理爲其思想內核的史著，是沒有資格流傳後世的，“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最後，他還意味深長地指出：“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簡單的褒直貶曲不足爲史家心術，能夠辯明那種於六藝精深之處的“似之而非”的是非，纔可稱得上是真正史家的心術。
（三）關於影響史著客觀性的因素。章學誠引用了文章撰述論中“氣”、“情”的概念，從具體操作時的狀態入手，探討不同的氣質、風格及情感對史著公正性的影響。作爲一個文論家，文章之“氣”、“情”是劉勰在《文心》中探討的重要問題。而章學誠則把氣情之說引入史學著作論中，從而使其論述更爲深入與全面。“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文章的外在氣勢及引人程度，均取決於史家個人內在氣情真摯與否。然而，正是這種氣與情，在不知不覺中影響着史著的客觀性。“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這就把史家的氣質才力與史學的客觀性、公正性結合在一起：“氣”是著文的必要前提，有了一定的情感才能夠進行寫作，而言辭又是溝通客觀歷史與史學之間的橋樑。因此，言辭和決定言辭面貌的“氣情”，就對史學客觀性產生了影響。如果這種“氣”合於理的要求，與其相應的言辭就會真實地反映客觀歷史，反之，史家的主觀成分就會增多，史著的客觀性必然要受影響。所以，“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激則溺，情失則偏……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這說明氣情的平靜於史之公道大義的重要性，它們於不知不覺中“害義而違道”，史家應當慎而又慎之。這種結論與劉勰之“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的感嘆，其根本點與落腳點都是相同的，即氣情之發爲文辭，都不能違失兩條客觀標準——名教與事實。
當然，章學誠的“史德”論雖然在許多方面都與劉勰之“素心”說有相通之處，但二者無論在內容的全面廣泛，還是在論述的深度與層次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別。毋庸置疑，《文心雕龍·史傳》篇對後世史學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就總體而言，《文心雕龍》仍屬主要論文章創作的著作，“素心”只是作爲一個理論概念被提出，故而缺乏更進一步的論述，因此很難說已經具備了完整的理論體系。而章學誠卻充分認識到了史家思想修養在著史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史德》篇在《文史通義》中是作爲專篇出現的，章氏亦是從一個史家的角度去探討史家“心術”的。這樣，他在理論上就能發前人所未發，成其一家之言。大而言之，“史德”論是與章學誠針對空談義理、埋頭考據的學風而發論的根本出發點相關，又是與其史義論、道器論、六經皆史論等其他史論觀點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小而言之，它包含了史學專業素質、歷史哲學、文章撰述等方面的內容，而與此相關的“天人”、“公私”、“氣情”等概念都相爲發明，密切聯繫，統一於“史家心術”的命題之下，從而構成了“史德”論綜論文、史、道的理論框架。而每一個單個問題與概念的論述，也因此而具有了理論上的全面性與層次性。以對“氣”的理論闡釋爲例，章學誠明確地把它引進史學著作的過程論中，系統、條理地闡明瞭它是如何影響史著的客觀性，又是如何影響到史書文辭，進而影響文質關係的正確體現，然後把熟習儒家經典作爲適當把握“氣”之分寸的關鍵途徑，從而把氣——文——史——道有機地聯繫起來，有效地爲其“史德”論提供依據。這既是二者在立論角度上的區別，也是二者在理論論述上的高下之分。
[1] 梁啓超 《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 《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
[3] 《魏書》卷六七《崔光傳附崔鴻傳》。
[4] 《梁書》卷五十《文學下·劉勰傳》。
[5] 《文心雕龍·史傳》。
[6] 參見：金毓黻《〈文心雕龍·史傳篇〉疏證》，《中華文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陶侃如《文心雕龍譯註》，齊魯書社，1981年。
[7] 參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周振甫《文心雕龍註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趙仲邑《文心雕龍譯註》，灕江出版社，1982年版。
[8] 范文瀾 《文心雕龍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周振甫 《文心雕龍註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0] 《論語·爲政》。
[11] 《文心雕龍·定勢》。
[12] 《文心雕龍·練字》。
[13] 以上俱見《文心雕龍·史傳》。
[14] 《史通·史官建置》。
[15] 《史通·直書》。
[16] 《史通·曲筆》。
[17] 《文心雕龍·史傳》。
[18] 《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
[19] 《史通·曲筆》。
[20] 《文史通義·史德》。
[21] 《文史通義·詩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