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公司創造了一批又一批的百萬富翁，將盈利儘量公平地發放給員工，用這種方式來打擊不平等，我反而對硅谷的運作模式更加存疑。
硅谷，對於那些從中獲利的人而言，簡直是一個機遇與獎勵的天堂。
然而硅谷外的世界卻因此與其差距越來越大：那些高收入的工程師，拿着公司獎勵的大筆股權，以及前所未有的購買力，使得硅谷在與外界的比較中，與其所謂的公平背道而馳。更何況，硅谷的財富鮮少能夠流入外面的世界，除非人人都變成軟件工程師(已經有不少科技公司員工用各種方式向我提議過了)，否則，公司內部的股權激勵，並不能解決美國經濟深處的問題。
美國儘管遭遇了經濟大衰退，美國企業在過去幾年中還是賺得了驚人的利潤。這對於股市而言確實是個好消息，然而這些盈利卻沒有流入到普通人手中。美國企業裏，收入最高的僱員與平均收入僱員的薪酬比，已經到達了驚人的懸殊差距。過去四十年中，美國企業中的平均薪酬比從30:1升到了300:1。當然了，這不是唯一衡量美國國內經濟平等與否的方式，但這卻展示了最顯著的社會性退步。
如果美國企業突然壓縮回30:1的薪酬比，它會一同帶回其他的數據：失業率，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醫療費用等等，Packer也根本不需要寫這本書來抨擊美國經濟了。
Packer一定會認同壓縮薪酬比的重要性。然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做到這一點?
一種方式：是用稅收建立一些重新分配財富的計劃。比如我們可以開發一個勞動收入稅收減免政策，由政府負責補貼低收入人羣。
或者，我們也可以加速刺激消費，並創造更多類似羅斯福新政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能爲工人提供工作，還可以透過激發私營企業的競爭，側面擡高工人收入。我個人認爲兩個計劃都不錯，並且不介意開發一些更強力的財富分配計劃。
然而，另一個可供我們使用的槓桿，纔是我回應Packer的真正原因：
我們需要降低企業內的核心薪酬比，也就是員工們在政府介入前到手的獎勵。
目前在美國，將平等薪酬比列入企業核心價值的公司數量在不斷增長。比如，在Whole Foods(美國知名連鎖超市)的高層中，沒有人可以賺得比普通員工工資高18倍的薪水。這些公司可以透過分配股權來創建一個平等的，人人與利益緊密相關的企業平臺;然而如果擔心股權出問題，透過薪水也完全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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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硅谷，公司一般將股權和薪水一起用，這也是爲什麼我覺得Packer的文章僅僅觸碰到了硅谷公司在平等問題上的皮毛而已。谷歌，惠普，思科，亞馬遜和微軟等大公司的平均薪酬比爲25:1，也就是典型的美國企業薪酬比的十分之一。在我們急切需要降低美國企業內的薪酬比時，我們眼前所看到的這個最活躍且最成功的科技產業，恰好是低薪酬比的領軍行業。
這也是我無法理解Packer的文章的原因。他說：“除非人人都變成軟件工程師，否則，公平的公司內部股權激勵事實上並不能解決美國經濟深處的問題。”
軟件工程師的高薪是有原因的：他們擁有着當今社會最重視的資訊經濟技能，同時他們還處在一個，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中最平等的報酬結構的產業中。
Packer論點中的邏輯只停留在，他說：
既然不是人人都可以當軟件工程師，我們根本不應該從硅谷的成功中，獲取經驗。
然而仔細想想，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加入一個擁有着20:1的薪酬比，或者在其他方面平等對待員工的公司。
目前，很多企業根本不願意向股東公開內部的薪酬比，更不用說去壓縮它了。對於我和Packer這樣，想減少不平等的人而言，硅谷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個案研究機會，去證實——平等對待僱員，確確實實是對公司本身利益有好處的，無論是擁有軟件工程師，還是櫃檯收銀員的公司。
你可以從自由論者的角度，來論證縮小薪酬比的好處，這也是John Mackey——Whole Foods那個開創先河的CEO正在做的事。自由論者的論點基本是：每一家公司都應該主動接受並使用這些平等激勵技巧，因爲每一個相關的人都會從中獲利。
同時，一個自由主義者、或是革新論者也許會認爲，由於政府也誠心希望看到社會朝更平等的方向邁進，他們會透過類似改變公司稅收比例，來壓縮薪酬比的方式參與進來。
無論你擁有怎樣的政治立場，透過壓縮薪酬比來重新分配美國財富資源，是一種不需要透過政府介入，就可以增進平等的方式。
政府不需要從私營企業中籌錢，來投資一些社保計劃，而僅僅是去確認私營企業內部的錢財分配得更加平衡。我認爲，這個將資本主義與大政府混合在一起的論點，在當今的政治背景下簡直如魚得水。
我十分希望下次奧巴馬在談論硅谷時，不將其稱之爲創業中心，而是平等收入的榜樣產業。同時也讓類似沃爾瑪等薪酬比1000:1的公司意識到自己該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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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幸運地贏得了一筆財富後將所有人甩在身後的企業家故事並不少見，然而那些將財富平等分配在公司內部，並因此獲得成功的企業故事卻不多;這也正是我們不得不將其公之於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