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焦慮症你怎麼看待?應該說，把建設生態文明和保障公民環境權益寫入憲法，並儘快修改已嚴重不適應現狀的《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剛化法律約束，加大責任追究，加重違法成本，以遏制環境違法行爲，這樣的建議本身並沒什麼錯誤，但它不是來自實際的，實用性和實效性值得商榷。
如今，霧霾、地下水、“癌症村”、血鉛中毒、PM2.5……密集出現的污染事件令公衆揪心不已。一面是羣衆竟價邀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一面是政府充當“帶毒GDP”的背後推手;一面是對清潔空氣和水的殷切期待，一面是對污染情況層出不窮的屢屢失望。今日中國公衆的“環境焦慮症”，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了。
我們必須肯定，法制之路是環境治理的光明大道，必走無疑。但是，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與其說目前我國環保法律缺失、滯後、偏軟的現狀是病竈，不如說具體環保工作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實是元兇。比起環保法律不完備來，現有法律不認真落實，或“看人下菜碟”，或形同虛設，危害更加巨大，更應引起高度重視，並採取得力措施加以切實解決。
衝破重“霧”，不留“霾”伏，需要透過立法渠道來改變目前舊的.不合理的發展模式。但是我們同時還必須清楚，不惜“血本”，“上大項目、大上項目”，一直是一些地方的經濟支撐，這也反映出了不科學的發展觀和錯誤的政績觀。其實，固守和主導舊的不合理的發展模式正是地方官員，地方政府纔是“帶毒GDP”的背後推手，環境保護最大的壓力來自地方官員盲目追求GDP的衝動。
談及環境污染問題，許多人都說“重”結構、“鬆”管理、“輕”處罰，是“美麗中國”的三大天敵。但是殘酷的現實卻是，不讓那些高污染、高耗能行業“上馬”，基層環保局長就得“下馬”。因爲“企業良心染黑，官員政績漂紅”。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如鬆指出：“很多時候，政府官員今天決定上項目，明天就要求做，根本沒機會搞環評。”不是沒時間評估，而壓根兒就不讓這樣做。畢竟，環保局長的“烏紗帽”捏在地方領導手中，家屬子女和親屬都有可能被綁架。監管無力，執法不硬，還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同時，我們還必須承認，儘管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但中國目前仍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法治社會，尤其是剔除“權大於法”、“刑不上大夫”、“縣官不如現管”等封建思想殘餘，尚需時日，任重道遠，法治建設特別是公民環保意識的增強，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容易形同虛設，也極易被當成塞責的藉口。言必談“法律”，查必究“法律”，時時靠法律維權，事事靠法律救濟，把一切歸咎於法律缺失，把一切寄望於法律完善，則意味着公衆監督的視線被巧妙地轉移了，政府的縱容污染企業的責任被合理掩蓋了，相關的責任追究也被寬泛化、虛無化了。事實上，再完備的法制也無法根治公衆的“環境焦慮症”，單靠法律維繫將會事倍功半。環境執法最終要靠人，靠高素質的人以“踏地留印，抓鐵有痕”的執法決心和勇氣，把相關法律真正落到實處，從而形成不想污染、不敢污染、不能污染的氛圍，這纔是法律所擔當的任務。
這裏，僅以山西潞安天脊“12·31”事故爲例，反思發生此次河水污染事故的深層次根源，並不都是法律缺失所致，而首先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執政爲民的基本理念發生了嚴重偏頗——GDP至上，政績第一，弄虛作假，欺上瞞下，人情冷漠，漠不關心，麻木不仁。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總之，單純依賴外在的法律威力粘合不起環保的天羅地網，更無法形成對污染企業的強大震懾力。法律從來不是孤立誕生的，也不可能單獨自動發力，離開人的責任心，離開人情的沃土，法律也會枯萎乏力。不難想象，一個發展觀和政績觀錯誤、缺乏責任感、少恩寡義、沒有愛心的官員，怎麼能引領好人民羣衆貫徹落實好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法律制度呢?看來，一旦背離了人性化的理念，忘記了“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爲了人民”，不善於理解人、尊重人和關懷人，再好的法律也是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