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基礎：個案經驗的整體性
上1篇文章曾提到我們的思維方法基礎是中國經驗本位的邏輯自洽性，爲此我們不惜拒絕當下主流的封閉式實證研究範式和偏重於與西方理論對話的人類學研究範式，但也因此而陷入相對的理論提升困境。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寄望於將西方經典理論和思維化入潛意識狀態，在抱擁和體會豐富的中國經驗生活的過程中透過“頓悟”實現經驗的理論昇華，哪怕是不斷出錯也在所不惜。但即便如此，在面對無邊無際的中國經驗時，意識層面理論的暫時缺失，也會造成相對的不知所措，如果沒有對中國經驗邏輯的整體性把握，“頓悟”的理論昇華過程也可能是1種假象形成的過程，是潛藏在頭腦中的“理論陰影”的自我再造，並最終導致以“經驗研究”爲名的“假經驗研究”——其實質是“假理論”的自我循環。雖然出錯並不可怕，但是如果陷入這種“假經驗研究”的自我循環之中，則所謂認識中國農村社會基本狀況只是紙上談兵，中國經驗本位的社會科學研究更無從談起。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驗本位研究方法的最根本困境還是，面對浩如煙海的中國經驗生活，如何把握其內在的邏輯整體性，並由此而實現對中國社會全貌的整體性認知。其實早在上個世紀2310年代，中國最早的1批社會科學研究者就面臨這1根本性困境。對此，以吳文藻、費孝通爲代表的“社區學派”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以功能的方法進行個案社區的整體性研究，就是先認清個案社區是1個整體，在這個整體的立足點上來考察它的全部社會生活，並且認清這種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關的，是1個統1系統的各部分，在社區經驗生活的整體性基礎上，實現對中國經驗邏輯的局部整體性把握。早期的個案“社區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村莊爲單位，費孝通在其著作《江村經濟》就貫穿着這1思路，並希望透過村莊“社區研究”到村莊“類型比較”來實現對中國社會的整體性認知。這種個案整體性認知及其擴展的方式從誕生以來就1直受到各種質疑，遠如利奇對江村代表性的責問，近如諸多學者對賀雪峯教授在村莊個案基礎上進行“區域比較”的懷疑。
仔細想想，這些責問和懷疑應該包含兩層意思：1層是學界所熟悉的村莊個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問題，直接關聯的疑問是個案研究方法能不能認識到中國農村社會的全貌？另1層是學界相對忽略的村莊個案經驗邏輯的整體性問題，直接關聯的疑問是村莊個案經驗邏輯的呈現是否完整，是真經驗還是假經驗？
這兩個問題在不同歷史時代的表達頗令人玩味。在費老那個年代，真假經驗的問題基本不受關注。由於西方學界對中國及其經驗認知的極度缺乏，只要是受過西式人類學正統訓練的中國學者以英文寫作的中國經驗個案都被認爲是真經驗，對此西方學者也沒有能力提出任何疑問，小說體和回憶體照單全收。如果不是費老《江村經濟》的副標題——“中國農民的生活”過於宏大，相信也不致引出利奇的質疑，畢竟他的寫作是經典的人類學主流寫作方式，只是關懷上有着難以抑制的中國本位學術主體性建構傾向。其後費老的“類型比較”寫作並沒有顯著的學術成果和學術影響，算得上無疾而終，所以利奇的疑問就成了1個奇怪的懸疑，在並無任何中國農村社會全貌認知可能性的基礎上提問個案的代表性，並無真正的實指，只能算是對當年1箇中國知識分子認知中國全貌情懷的苛責。
當下對個案研究代表性的疑問則有些語境的變化。在引入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範式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科學早已經建立了1套以經濟人假設和海外漢學爲基礎，關於中國農村社會全貌認知的主流科學範式，成果不知凡幾。對個案代表性的責問，更多的是在維護既有學術科學範式的基礎上作出的。主要從科學範式的角度要求個案的.代表性與普遍性，其潛臺詞是：透過個案如何認知中國農村社會的全貌？不能認知全貌如何可能建立科學認知？其實在全貌已經假定被認知或者是隻有某種方法才能認知的前提下，每1個村莊個案經驗的整體性表達，都從證僞的角度矯正了當下全貌認知的某些不足，這已經是1種非凡的貢獻，隨着這種矯正的不斷擴展，中國農村社會全貌的真相就會逐漸呈現。更何況每個村莊個案作爲1個基本的社區單位，都會與更大範圍內的社會發生關聯，雖然中國農村幅員遼闊，地域差別顯著，“區域比較視野”下的村莊個案研究還是能夠反應出中國農村社會的大部分現實。尤其當中國農村社會處於前所未有的變動之中，並不適合定量化研究的時候，“區域比較視野”下的村莊個案研究對於農村社會全貌的認知能力至少不會比實證研究範式更差。
因此，我們認爲，當下中國經驗本位研究方法建立的核心，是村莊個案經驗邏輯的整體性把握和表述，村莊個案經驗能否反映農村社會全貌的問題並不重要，個案經驗表達是真經驗還是假經驗的問題纔是關鍵。
所謂真經驗，必須建立對村莊個案的社區整體性質的體驗和把握基礎之上的。1般而言，任何1個相對平穩的村莊，其社區內部都自有其生活規則和社會秩序，社區成員日用而不知。我們所強調的駐村調查，就是要透過實地觀察和深度訪談，體悟社區成員內部對於村莊社會規則的整體性認知，在此基礎上實現對村莊內部經驗邏輯的把握。以此爲基礎，我們對村莊內部現象進行的理論提升和類型比較，都是“牽1發而動全村”，是村莊內部經驗邏輯整體的自我理論呈現；如果對村莊個案整體沒有質的認識，只停留在單個現象的積累和描述狀態，那麼任何村莊內部的現象都有可能成爲我們頭腦中既有理論的論證素材。因此，村莊個案經驗的整體性纔是“真經驗”的基礎，是中國經驗本位研究方法的“神髓”，舍此無他。
爲此，我們在實地調研的過程中反覆實踐，形成了1些相對更能夠保障“真經驗”的村莊個案調研和寫作方法：其1是經典的人類學“民族誌”和“深描”，在半年以上長時間村莊個案調研的基礎上，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細節進行入微的描摩，以此實現對村莊個案經驗的整體性理解和把握。吳毅教授更是在引入“敘事”描摹的基礎上，將這1研究方法擴展到“鄉域政治”領域。此種研究方式不求理論的直接對話，而以個案的整體性和複雜性“敘述”爲要。其2是社會學時間單位的駐村調查，時間1般在10天到1個月，主要調查內容是自上而下的各種政策、法律和制度在農村實踐的過程、機制和後果，及村莊內部的治理機制與狀況。這種調查的關鍵是抓住1種或多種政策在某1村莊的實踐過程進行追問，窮追猛打，直至最終透過政策實施的具體過程把握住村莊個案的整體執行規則，是透過局部瞭解整體的最佳方式之1。相應的成果表達方式主要是村治模式和隨筆的撰寫。其3是最近幾次大規模調查發展出來的集體調研方式，時間1般是半個月到1個月左右，基本上要集中20－30左右的研究人員，在同1個鎮相對臨近的7－8個村同時調查，每個村2－3人。調查主要圍繞村莊內部的治理機制與狀況進行，同1個村的調查人員每天調查之後討論，不同村的調查人員每2－3天集中討論1次。透過對相似村莊個案的多人相似視角調研和反覆討論，在短時間內達成對村莊個案的整體性理解。在討論中，能夠輕易的發現村莊個案的極端特殊性和地區共性，村莊個案的整體性很快就能透過比較呈現。相應的成果表達方式也主要是村治模式和隨筆的撰寫。在對村莊有了整體性質感之後，任何進1步的理論提升都可以順其自然進行。
最重要的是，無論哪種方式，都要有助於形成調查人員對村莊個案經驗整體性的理解和把握，保證中國經驗本位的神髓：真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