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道德自我｜道德情境｜道德判斷｜行爲選擇
杜威的倫理學是他的哲學的最有創見、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從1871年到1953年他對倫理問題一直保持着濃厚的興趣，並寫了一些論著來闡述一般的道德問題、源於特殊生活經驗的特殊道德問題以及道德問題與其他問題的相關性。但杜威並沒有建立嚴格意義上的倫理學體系（比如，像康德和羅爾斯那樣的體系）。他曾自詡在哲學上進行了另一次“哥白尼革命”，而倫理學是實現這場革命的關鍵，因爲他的倫理學不僅拋棄了傳統的二元論的假設，而且真正把道德作爲一種生活經驗來對待。1922年的《人性與行爲》、1930年的《道德中的三種因素》以及1932年的《倫理學》都體現了他的成熟的倫理思想。下面，我將主要根據這三部論著對他的倫理思想做一些分析。
一、道德自我與選擇
杜威不願用“主體”與“客體”這類二元對立的方式去思考倫理問題。他把道德作爲一種經驗，而經驗始終離不開活生生的情境。因此，杜威比許多其他倫理學家更關注情境對於道德判斷和道德行爲的重要性。也正因爲這一點，他在許多方面開闢了當代情境倫理學的先河。
杜威在考察道德情境時發現，我們無法迴避自我與情境的相互影響。自我對行爲目標的選擇以及這種選擇的後果均與情境相關。在不少情況下，人的行爲選擇常常能產生一種新情境。從這種意義上說，情境也可以是選擇的某種結果。在人類的生活中，只要我們面對不同的可能性，我們就需要選擇，即使我們面對那些可能性不做選擇，我們也是在做出選擇。所以，杜威總是把選擇作爲自我的最典型特徵。正如在“杜威的倫理學：作爲經驗的道德”一文中所說，在杜威的“倫理學中，道德自我是在道德上重構令人困惑的情境的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當某個特殊情境中發生交易時，這個自我既影響發生的事情又受發生的事情的影響。這一點在我們所做的事情的性質與我們給情境所賦予的特徵的性質之間確立了一種重要的有機的關係。
由於道德自我與情境的這種互動關係，道德自我常常受到各種內在和外在因素的制約。因滿足急切的單一目的並因此宰制這種滿足時，自我應該明智和審慎，在承認自己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提出的那些要求時，自我要忠實可靠；在讚揚和指責時應慎用認可或不認可。此外。道德自我要積極地發現新的價值觀念，並修改舊的觀念。在對待傳統的價值觀和道德理論時，杜威一直主張採取繼承與變革並重的態度，那些極端的道德理論雖然荒謬，但對促進價值觀的變革可能有促進作用。最關鍵的事情是有效地運用其積極的方面。本着這種精神，杜威在考察康德的義務論倫理學、美德倫理學以及各式各樣的功利主義理論時總是採取建設性的批評態度。這種態度使他一方面看到了上述道德理論的侷限，另一方面不斷從中汲起智慧與靈感。
按杜威的分析，康德的倫理學確立了道德自我的至高無尚性，原則先行體現了它的基本旨趣。在社會實踐中，這種理論雖然無法徹底貫徹，但塑造了一種尊重理性的傳統，這種傳統爲道德知識發揮積極作用留下了空間。在康德那裏，自我即是最高的獨一無二的道德目的。除行爲後果之外，善良意志乃是唯一的道德之善。美德倫理學與康德的義務倫理學不乏相通之處，比如，它將道德的善與美德統一起來，這樣，做一個好人的最終目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美德。如果將自我作爲唯一的目的，那麼，行爲及其後果自然要被作爲單純的手段，作爲保持善良自我的外在工具。早期功利主義者們就持這種立場，因爲他們把某種結果，即快樂作爲唯一的目的，自我則成了實現快樂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