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刑制度是我國一項重要的人權制度，它體現了我國刑法懲罰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相關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摘要 緩刑，是指對被判處一定刑罰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內附條件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種刑罰制度。它的特點是在判刑的同時宣告暫不執行刑罰，但在一定時間內保留執行刑罰的可能性。我國現行緩刑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一方面確實取得了顯着的成效，爲推動我國刑罰的科學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緩刑的具體實施及如何去實施、如何監督等等方面還存在着種種具體問題，往往使該適用緩刑的卻未適用，不該適用卻適用，導致緩刑的目的無法實現，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緩刑成爲有錢、有權人的避難所，大大破壞了罰當其罪的立法原則，影響法律的嚴肅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我給人認爲有必要完善緩刑制度和相關監督機制。
一、我國緩刑制度的現狀
緩刑制度是我國一項特殊的刑罰制度，也是一項重要的人權制度，它體現了我國刑法懲罰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對我國刑法實施發揮着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法院對公訴案件判決時適用緩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據某市法院統計：2008年緩刑適用人數與判決人數的比例爲8%, 2009年則爲15%,2010年爲31%,這樣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濫用之嫌。
(一)適用緩刑較多的幾種罪名
1、職務犯罪。據統計，某市法院在此類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適用了緩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屬於過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觀惡性較小，且犯罪後又能及時報案、積極搶救被害人和賠償其經濟損失，具有明顯的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危害社會，有利於維護被害人親屬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穩定，判決後羣衆認同度高，佔緩刑案件總數的25%.
3、故意傷害罪，緩刑適用率也很高，法院在進行宣判時，同民事賠償掛鉤，並決定着是否去適用緩刑。
4、其它的侵犯財產罪，像犯盜竊罪等侵犯財產犯罪的被告人，盜得的數額沒有達到巨大時，法院也經常會有宣判緩刑的。
(二)適用緩刑與罰金刑掛鉤
罰金刑是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方法，其本身與適用緩刑無必然的聯繫，但不少審判人員將罰金的數額大小及其到位率作爲決定適用緩刑的條件。有時也會誤導一些法律知識欠缺的人民羣衆認爲違法犯罪不要緊，只要交錢就不用坐牢，從而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還有一方面主要是地方財政差，法院依靠罰金上繳後返還使用來彌補經費不足也是原因之一。
(三)適用緩刑對未成年人犯罪較普遍
2009年上半年，某市對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案件佔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適用緩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從輕或減輕情節，司法實踐中減輕處罰的較多，如果再有自首、從犯等從輕情節，法院一般都會判處緩刑。在適用緩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於具有法定減輕情節而適用緩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隨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出臺，相信以後對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判決會繼續上升。
總之，緩刑是我國重要的刑罰制度之一，正確適用緩刑制度，不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減少社會矛盾，而且有利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如果濫用這項制度就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從我國目前緩刑制度適用和執行的現狀來看，仍然存在着問題和缺陷，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國緩刑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緩刑適用條件的問題
緩刑適用條件過於籠統，難於操作。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轉，可以宣緩刑。”第七十四條規定：“對於累犯，不適用緩刑。”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緩刑的適用條件可以概括爲以下三個方面：(1)必須是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罰。(2)不是累犯。(3)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爲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刑法的這一規定，對緩刑適用的具體情節、罪犯的悔罪表現、是否不致再危害社會等等方面，均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特別是什麼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踐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響緩刑的適用。有使司法機關在適用緩刑的問題上實際是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很可能會致使法官在考慮是否對犯罪人適用緩刑時陷入無所適從的狀況，同時又容易誤導法官過度濫用刑罰的自由裁量權，而且也極有可能爲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藉口，這不符合量刑標準的統一和公開、公正，容易導致對一些本不該適用緩刑的罪犯適用緩刑，對一些應當適用緩刑的罪犯卻沒有適用緩刑。
(二)緩刑適用程序的問題
程序公正是做到實體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選擇和適用法律過程中的不當意向，而且還能保障法律的準確適用。我國雖然有一些司法解釋對緩刑適用的程序性內容有所提及，但我國緩刑制度上沒有設定程序性規範，極大地影響了緩刑裁量的公正性，從而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不少問題。
1、缺少透明度。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分子是否判緩刑，須透過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討論評議，討論犯罪人是否符合緩刑適用的三個條件，隨後才作出適用緩刑的判決，但其合議庭和審委會的討論決定過程是祕密進行的，而且，誰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標準是如何預測的，這點使人難以信服，同時使社會也難以理解。以至於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監督。緩刑適用的取決權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審判權的一個方面。但任何權力都應當受到有效的監督，若則必然導致腐化。檢察機關雖然可提起抗訴，但檢察機關對緩刑的適用認識比較模糊，極少就那種可與不可適用緩刑的案件提起抗訴，故這種抗訴權對緩刑的適用並不是有效監督。
3、缺少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發言權和社會的參與權。在司法實踐中，判適用緩刑前缺少了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發言權和社會的參與權、監督權，只是單純的就案辦案，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就判緩刑，對一些無經濟來源閒散人員、平時表現不夠好的被告人也判緩刑，社會效果不好，不利於對緩刑犯的監管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