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應該是“政道”與“治道”的結合。所謂“政道”，是指一個國家的治國理念、發展戰略和價值信仰，即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系統。
意識形態可以是由政治精英所操控的，關於政治生活的人工造就的神話，也可能是現實的民意和公共利益的價值渴望與訴求。但最爲常見的是二者的混合體，即一種既反映政權或國家的價值觀，又包含民衆的意願和渴望、支援與贊同的觀念系統。
所謂“治道”，是指國家與社會在具體微觀層面的執行機制和行爲準則。與宏觀的、國家層面的“政道”有所不同，“治道”規範的是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行爲，它以規章、制度、法規甚至非條文化的形式指導人們的行動，規範着人們的具體行爲併爲這些具體行爲提供價值歸宿和評價準則。職業技能及其評估體系顯然屬於“治道”的範疇，它爲每個社會個體在其具體且特殊的職業範圍內的行動，提供規範和指導。
“政道”與“治道”始終處於某種隱匿的聯盟之中。現代社會，按照馬克思?韋伯所說，其組織形式越來越趨向官僚制，這種體制雖然如同一隻“鐵籠”，限制了人們的自由和主體性。但是，正如從中世紀以來，所謂的邁向資本主義的進步是經濟現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樣，邁向官僚體制的國家現代化也同樣遵從於這一進步尺度。
事實上，與政治上的這種官僚制――精確、有紀律、嚴肅緊張、強調效率――相同步，在社會的經濟生產層面，同樣要求一種既有效又有序的生產製度，在這個制度的框架下，高素質、技能嫺熟的工人成爲現代社會的一種必然要求。
這種要求，從表面上看具有某種“去政治性”，即它不考慮工人自身的政治訴求，純粹從技術的層面對工人的勞動進行評估，並且根據這種評估的結果對工人的勞動進行報償。
自由之境
然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不僅需要進行源源不斷的物質生產，同時也要再生產出保障這種物質生產得以進行的生產關係。有某種意義上，現代國家所進行的職業技能培訓――德國的“雙元制”、美國的“市場化”、日本的`“企業培訓”――都可以被視爲一種特殊的生產。這種生產的產品是高技能的工人，而這些工人本身即是當下生產關係得以維繫的重要支撐，這其實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即在表面上擱置了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論，具有某種“技術中立”的性質，但在實際上卻完成了對於國家經濟關係和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從而保障了現有經濟制度的順利運轉。
職業技能最大的意識形態功效，就在於爲個人的具體存在確定了價值標尺，這種價值標尺具有“去政治化”的中立外表。但在事實上，它卻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具有經濟方面的意義，同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當代的工人，更加關注的是技術和因技術而帶來的個體經濟境遇的改變，而較少思考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籲求。在這裏，政治以一種逃離的方式攫取了人，“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一種不留痕跡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個人的存在感和社會價值的建立，不再依靠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正確而得以確立。能夠體現個人價值的東西，恰恰表現在個體獨特的職業分工上，人們在自己所從事的職業中找到與衆不同的人生的價值與意義，而這本身恰恰就是民衆對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最大的認同。
當然，職業技能能給人帶來滿足與自尊，便如《莊子?養生主》所描繪的，一個廚師在解剖牛的過程中能夠遊刃有餘，並使動作合於《桑林》之舞，《經首》之會，這亦不失爲一種通達自由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