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儒家，道家，禪宗，後現代價值
[摘要]中國傳統哲學無論儒家、道家，還是佛教禪宗，都懷着對人類美好家園喪失的深沉憂患，反對人與自然對立、主客分離、人與人疏遠，主張人人和諧、人神一體、天人合一，這爲人們反思工業文明的負面影響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因此，具有一定的後現代價值。
哲學的“後現代性”是相對於“現代性”而言的，是對工業化、現代化負面後果的理論反思和質疑，它致力於對人與自然對峙、主客二分、人與人疏離、自我分裂等“現代病”的“治療”，力求重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統一。以儒、道、禪爲主體的中國傳統哲學，懷着對人類喪失家園的深沉優患，強調天人合一、人人圓融，其致思主題和精神爲現代人的反思提供了某些啓發，具有鮮明的後現代價值。
一、偏家致思主題的後現代價值
原始人類的存在狀態是一個天、地、人、神不分的整體，就社會而言，政治、經濟、文化也是未加區分、互相涵容的，人類的文化生命是大同和諧的。詩、書、禮、樂共同交織成人類存在的狀態。論文百事通傳說中的三代盛世就是一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的大同世界，沒有分裂，沒有剝削，沒有私慾，沒有異化，有的是和諧，有的是詩意，有的是神性，有的是癡醉與酣暢。
然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打破了原始的宇宙和諧，人類從圓融之家走向武力紛爭的世界。春秋戰國時“天命”動搖，“周禮”崩潰，整個社會處在動盪無序狀態，金錢、權勢、富貴與虛名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自然界失去了詩意和神性的光輝，人與人之間失去了聖愛與親情，功利價值成爲判斷一切行爲取向的標準。冷酷、偏私、邪念、奸詐、計較、虛僞……成爲現實人性的.合理本質。人與自然分離了，人與人分離了，從而人心唯危，焦燥與瘋狂塑造着作爲流浪漢的人類。
人類存在之家的喪失，必然引起人們的優患，引起人們對家的思慕與重建。孔子創立儒學，以復興周之禮樂爲己任，依乎天地，開發人心。他以“仁”爲核心，以“禮”爲準繩，“知其不可而爲之”，致力於天人合德、宇宙圓融、家園的重建。據《左傳》記載，孔子在與人們討論何爲禮時強調：“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在他看來，人心皆有仁，所以人人皆高貴，是故“禮不下庶人”的階級歧視就應當拋棄，由此他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政令刑施，而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化禮治。
孔子之後，孟子說性善，重人之所以爲人的道德理性。當客觀秩序已全面解體之時，孟子把天下事定在每一個人的良知本心上，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說性惡，當禮壞樂崩之世，主張透過“化性起僞”，把邪迷的人們帶回到“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的禮義道德中去。
宋明新儒家一方面面臨物慾橫流、私心氾濫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面臨佛道“空”“無”說的挑戰。所以他們一方面要反對“人心唯危”，另一方面要拯救“道心唯微”，從而確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在他們看來，人類迷失了“家”，並不是“無家可歸”，而是“有家難歸”，關鍵是要找到回家的“路”。朱熹講“依於理”，陸王(陸象山、王守仁)道“致良知”，都是爲“迷路人”尋找回家之路所作的探索。
歷史進人近代社會，西方在“理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推動下，物質文明取得突進，“科學萬能”成爲時代的最強音。然而接踵而至的戰爭，打破了人們的美夢，一時間人們陷人迷茫之中，正如梁啓超所指出：“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得個旗靡轍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今日之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樹立不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復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人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象失去羅針的海船遇着霧，不知前途總生是好。”對此，現代新儒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爲在整個西方文化中，只有平鋪的物，沒有立體的人；只知物，不知人；只說死的事實，不說活的理想。梁啓超感嘆到：“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卻不惟沒有得到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因此他們主張復興儒家文化，以東方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物質文明的墮落，爲“精神饑荒”的歐洲人提供指路明燈。熊十力曾明確道出此意：“今日人類，漸人自毀之途，此爲科學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自適天性所必有之結果，吾意欲救人類，非昌東方學術不可。”這就是說，在新儒家看來，只有東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纔是救治現代人分裂和墮落的良方。
二、道家致思主題的後現代價值
文明之初，天人分裂，芸芸衆生上下浮沉、悲歡離合、辛酸苦楚、迷迷惘惘，流蕩於愚昧與黯慧、妄念與真理、表相與本體之間而不能自拔，最終難以體會到人生的真趣，日益離家失己，背井離鄉。他們偏於一役，片面僵執，“恃”、“宰”、“有”、“居”……，栓身於“仁義”、“孝慈”、“忠賢”、“巧利”……。總之，落入了有限的器物世界，永遠體會不到無限的自由。
老子是憂患“道廢”、“樸散”的第一人。《道德經》一書盡展執於兩端的分裂現象，強調淵淵無形的圓足本體。執於兩端，則“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撅。這是大道廢、“一”分裂的結果，“樸散則爲器”，器的世界是一個有限的功利世界，而存在之家、存在之根是“道”—消除對峙、涵孕一切的道，即“無爲而無不爲”，“爲而不恃”，“以無事取天下”，“長而不宰”，“行而不有”，“功成而弗居”。 論文百事通
如果說老子的《道德經》目的在於消彌有限，其手段是兩端的辯證雙向往反(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仍含執着，偏重生成。那麼在莊子那裏則徹底消彌了這一切牽強與執着，歸至精神於無始，神遊無何有之鄉，棄小知，絕形累。在莊子看來，聞道之人，能“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無古今”、“人於不死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總之，要忘我、忘物、忘適，以致忘“忘”，由此可見，莊子的獨特之處在於超越時空的有限性而人無何有之鄉，從而神遊於無待的逍遙境界。人對時空的超越就是對有限的超越，因而就消除了“人爲物役”的異化境地，既不爲仁義所拘，也不爲技術所制，財富、權勢、野心、貪慾等統治人的異己力量就自得消解，還人與天地以神遊的至德之境，擺脫了一切“物役”從而獲取了絕對自由：無意志、無願欲、無人格，無所作爲，而又無所不爲，從而實現了人的本體存在與宇宙自然的同一。老莊哲學的致思主題因而就是對“樸散”、“道廢”的拯救，使失落於“有限”、“有待”之荒原的人生復歸於“無限”、“無待”之故鄉。
三、禪宗致思主題的後現代價值
禪宗的致思主題在於，人類一切不幸的根源皆出於把一個真實而絕對完整的東西分裂爲兩半。人們忙碌於現實世界的事功爭鬥，用心於對人與自然的邏輯抽象；人類作繭自縛、自設牢籠，執着於自我中心，沉迷於營苟偷生，這是人類原罪的先天狀態：“業”與“惑”。宗教的使命就是對這種原罪性分裂的彌合，是一種終極的眷注，指向人類精神生活中終極的、無限的、圓足的境界。
中國禪宗所關切的主題雖與儒道一樣是本體的分裂，但又具有歷史的特殊內涵，主要表徵於三個方面：其一，經籍符號的外在權威與佛僧內在精神的分裂。一千二百多年的印度佛教與綿延六百多年的中國佛教，兩者各自所擁有的浩翰經卷，以及林立的宗派和無數高僧。作爲中國佛僧，語言翻譯把他與“西天真經”又隔一層。文字元號與人所構成的精神物質世界，在任何個體僧侶面前都是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威；而宗教信仰的性質又使這種權威甚至包含着對個體殘酷的專制性(宗教裁判與革除教門)。其二，體驗與智慧的分裂。
作爲體驗之“定學”的禪，與慧學“般若分立，後者只關教理，成爲義學。”佛僧們終生“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佗際”，勤於義理格致，而喪失了生命價值的終極追懷，危及、蛻變了宗教自身的性質：知性思維對體驗的排擠削弱了宗教感情，外在權威與個體的對立又縮小了宗教的大衆性。其三，宗教自身的悲劇性分裂。本來，宗教是以彌全人類的本體性分裂爲目的的，但它卻建立起了世俗界與宗教界的二元分割，割裂了人類精神生活與其基礎和根據的一致性，使自身成爲終極領域並且鄙視世俗領域，使它的神話、教義、儀式和戒律成了終極標準，並迫害不屈從於它的人。這是宗教自身的異化：它忘記了自身的存在是人與自己的真實存在悲劇性分裂的結果。這種異化的結果帶來了自身的危機：成爲世俗世界反抗宗教的理由。而這既是宗教的不幸，也是世俗的不幸，因爲它們都基於分裂的一端，都忘記了它們的不可分割性。
禪宗在中國的出現正是爲此而行補偏救弊之功，召喚人們對圓神整體的體驗。針對“外求”、“自失”的分裂現狀，禪宗大倡“明心見性”，“發明本心”。慧能因其無知而致其知，“無知”使他不失其自性圓足，自性圓足則佛性圓足。在他看來自性不歸，無所依處；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所以他強調：“佛向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從而消解了“定”、“慧”分離的局面，達到了“戒”“寶”“慧”“三學”一元：般若智慧化了的禪或禪化了般若智慧。它既是修身養性，又是義理思辯；既是感性色相，又是最高本質；既是主觀內省，又是客觀外求；既是一己個體，又是大千世界。禪，就是人全部生活本身。從此，禪走着“破執”、“破惑”、“破破”的路，不斷剝蝕自作之繭，而還人一清新朗照的佛的天地。
儒、道、禪都是對“人爲物役”的反思，都是對人類喪失精神家園的憂患。重建家園，打通隔閡，是它們的使命。其致思主題彰顯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後現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