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文化作爲獨具特色的東方文化代表，作爲主流的傳統中國文化已經延續了兩千多年，至今仍然對國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響。儒家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延續，對創造力的發展都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其“基因”裏對創造力的消極作用卻也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在封建社會後期。畢竟儒家文化更多的是關注人際的和諧，而不是對外在世界的追問與征服。
關鍵詞：儒家文化;消極影響;創造力;積極影響
文化作爲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現實的活動，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爲上的。創造力不僅僅體現了人的思維特性，而且在行動中彰顯。作爲中華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與創造力之間在功能上的關係是很值得探討的;儒家文化的“基因”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中華五千年的文明，而後又導致了後期的落後捱打的局面也是令人深思的。
一、創造力的理解
什麼是創造力?德國的海納特在《創造力》一書中認爲，“從詞源上來看，創造力是在原先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創造出新的東西”[1]14。這個定義基本體現出了創造力的實質，但是卻沒有展現其具體的內容。《辭海》中對創造力的解釋是：“對已積累的知識和經驗進行科學的加工和創新，產生新概念、新知識、新思想的能力。大體上由感知力、記憶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種能力所構成。”[2]517筆者認爲《辭海》給出的定義是比較確切具體的。
二、儒家文化對創造力的積極影響
儒家文化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能夠“屹立”千年而不曾中斷，這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多數人並不知曉。國學大師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國文化在其綿長的壽命中，後一大段(後兩千餘年)殆不復有何改變與進步，似顯示其自身內部具有高度之妥協性、調和性，已臻於文化成熟之大成者。”[3]8的確，正是儒家文化的早熟，成就了其歷史的“不衰”。這種早熟，是理性的早熟，使中國人過早地認識到“和”的重要性。即使“人各有志”，也可以“和而不同”。“和”的思想爲形成“大一統”的文化傾向奠定了文化基礎;因爲，統一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必定會再次迅速分裂。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一統的時間要長於分裂的時間，而統一是穩定的前提。此外，儒家文化提倡人倫、尊崇禮樂;這些被後來的儒家逐漸發展成倫理綱常，更進一步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如此，穩定的社會環境就爲發展創造力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穩定的社會環境首先有利於物質生產，有了物質生產的順利進行，在此基礎上的生產經驗的總結纔有可能。總結、改進生產技術，創造、發明生產工具，如此便成就了中國歷史上長達千年而遙遙領先的物質文明。“四大發明”最能體現中國古代的創造力了。
物質的發展改善了人們的基本生活，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樣以後人們纔有相對更多的閒暇時間去從事藝術創作。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正體現了中國在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力。
儒家文化是極具包容性的文化。古人常講“四海之內皆兄弟”，即便開始是敵人，最終也可能被我同化，成爲我們的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不管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入侵，儒家文化始終能夠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內核，爲我所用，不斷充實自己。不同的文化碰撞交融，對於知識的分享與傳播，對於智力的開發都是很有益的，當然也是有益於創造力的。比如：儒家就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精神，不斷創新、與時俱進，提升了儒家的文化內涵與境界，難道這裏沒有創造嗎?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產生了有別於印度“大乘佛教”而和儒家一樣入世的“小乘佛教”，這也是包容文化創造力的體現。在這樣理性、成熟、包容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古代在天文、地理、文學創作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可以說不勝枚舉。
常言道：“此一時，彼一時”，到了清朝末年以後儒家文化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已經無能爲力了。這說明潛伏在儒家文化內部的某些消極作用已經顯現，並阻礙了中國的發展，使中國落後西方，所以纔有百年的屈辱歷史。
三、儒家文化對創造力的消極影響
(1)“仁”“義”“中庸”的理念對創造力的消極影響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愛人。繼續對孔子“仁”的思想進一步發揮，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認識論。漸漸地，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德性修養，都以正人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對人對事，人們強調“三省吾身”，常常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發生矛盾習慣從自身找原因，而不總是向外苛求他人。這種仁的理念有益於人際關係的和諧，但過於關注人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削減對自然的關注，對外在的追問。長久以往，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把握能力就會停止不前，也就會限制創造力的發揮。
所謂“義”可以理解爲韋伯那裏的“價值理性”，那麼“利”即是“工具理性”。儒家文化更關注“價值理性”，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因此我們沒有那麼功利，所以在改造自然的魄力上，沒有西方那麼徹底，外在的創造力也就受到了制約。工具理性把人當成手段，爲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總是考慮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也最能激發人的創造力。
“中庸之道”，就是爲人處世不偏不倚，明白事情總是過猶不及。這種處世方法某種程度上把握了自然的本質。可是如此的處世方式很容易產生對知識的不求甚解。這種態度不能把對知識的渴望發揮到極致，容易把好奇心給抹殺了。果真，不走極端、不敢追問，如何能有更多新的發現。殊不知正是“極端”才產生了德國哲學的輝煌，尤其是近現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大部分都出自德國;因爲德國人只要一談問題就要上升到哲學的高度，甚至常常無窮地追問到本體論的層面。由此可見德國人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執着與認真。文化基因一旦如此這般，就會在方方面面體現出它的影響。比如：德國人在製造技術上的精益求精終於成就了德國的高端製造的世界性地位。德國的這種在製造上面的創造力想必國人無人不知。與之相反，國人卻總是偏愛“差不多”的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們在製造業上的創造力才很難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