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是最具氣派的佛教，也可以說它是中國自己的佛學。佛教自東漢傳人中國以來，到唐代禪宗的建立，花了600年的時間，這是中國對佛教這種外來文化的漫長的消化過程。禪宗的通達、印“放的精神，質樸明快和講求實際的作風，都是中國固有的民族性格的表現。也正因爲如此，所以禪宗一出現，就表現出很強的生命力，其迅速擴大到文化的各個領域，對文學的影響當然也非常顯著。唐宋時期，詩人與禪僧交往是一種很時髦的事，象唐代的王維、韋應物、劉禹錫、顏真卿、權德輿，宋代的蘇軾、黃庭堅等人，都與禪僧過從甚密，他們都是禪的愛好者，有的甚至是忠實信奉者，所寫的詩有着濃厚的禪味。杜甫是一個“一飯未曾忘君恩”的典型的儒家詩人，但連他也說過：“餘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韓愈是個排佛很激烈的人，但他後來也忍不住和禪僧交往起來，可見禪宗對當時詩人的吸引力。再從禪僧方面來看，由於禪宗掃除了種種戒律和坐禪儀式，他們也就有充裕的時間去與公卿文士交往、去涉獵外典、去搞。禪宗中的詩僧很多，如唐代的靈一、清江、皎然、靈澈，五代的貫休、齊己，宋代的惠崇，參寥、洪覺範都是很著名的，他們在詩中除了證性談禪之外，也吟詠世俗情，文人士大夫很欣賞他們的作品。此外，在禪家內部的參禪悟法的功課中，詩歌也是很重要的工具，祖師開示機緣，門徒表達悟境，往往離不開詩。詩與禪的聯繫既然如此密切，那麼人們從上來探討二者的關係，也就是很的了。
概觀唐以後的人對詩禪關係的看法，似乎可以歸結出這樣幾種意見，一是詩禪相異說，二是詩禪相似說，三是詩禪相同說。對於這幾種意見，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它們哪個對、哪個錯，因爲它們有各自的不同角度，所以意見難免有互相牴牾的地方。但如果撥開這些淺層上的現象，我們即可發現各派理論在深層上的相互補充，它等待着我們今人在綜合各代各派意見的基礎上把它發明出來。
一、 詩禪相異說
如果從較爲外在的角度來看禪的宗旨，它與詩的對立性是很明顯的。佛家所主倡的本體是寂然不動的自性，而禪宗則把這種自性看成是每個人的空明靜寂的本來心情，六祖惠能說：內見自性不動，名曰禪。就是說，禪家是以發現自己的本心，回覆到自己本心爲歸依的。如果從心的角度上來看這種“本心”，它實際上是不被外界所惑、不動心起念，沒有分別心、沒有執着心，當然也更沒有感情活動的--種主觀狀態。惠能所謂“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就是這種境界。黃檗曾把佛心比作恆河的沙子：“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它沒有喜怒哀樂之情，因此也就能處處自在，而詩則完全相反。按照中國傳統的見解，詩的核心不是別的，就是喜怒哀樂的感情，它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而且中國傳統詩論中所特別推崇的是詩人的憂患意識，強調悲憤的感情是好詩的來源，古人賞樂以悲爲美，司馬遷說詩經三百篇都是“聖賢發憤之所作”，韓愈講“不平則鳴”，以及後人所謂的“詩窮而後工”、“不憤不作”等等，都是這種例子。如果說，一切感情都屬於佛家所要掃滅的“煩惱”之列，那麼悲憤的感情是表現得最直接、最強烈、也最折磨人的煩惱，所以也就更爲佛家所不容。韓愈有一篇《送高閒上人序》，是寫給-位叫做高閒的和尚的，他是個書法藝術的愛好者，特別喜歡學張旭的字。但韓愈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他：書法是情感的表現，張旭的書法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爲他“喜怒窘窮，憂悲愉陝、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而僧人卻是“一生死、解外腰，其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心中沒有張旭的情感，只是外在的張旭的筆法，“未見其能旭也”。韓愈這裏所說的雖然是書法，但其道理尤其適用於詩。後來明末人陳宏緒說：“詩以道性情，而禪則期於見性而忘情，說詩者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而詠歌之，申之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是則濤之所謂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徵之於情。而禪豈有是哉?一切感觸等於空華陽焰，漠然不以置懷，動於中則深以爲形，而況形之於言乎?……既已出塵垢而學禪，其又安以詩爲?”(《尺牘新鈔》二集，《與雪崖》)就是具體說到詩與禪的這種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