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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理性-試比較福柯與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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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理性-試比較福柯與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診斷
主體·理性——試比較福柯與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診斷 內容提要:福柯與哈貝馬斯在“何謂現代性”這一問題上存在共識,即現代性的哲學基礎是主體和理性;從根本上說,他們二人所做的也正是同樣的工作,即透過對主體和理性的分析診斷現代性危機。只不過,彼此走了不同的道路:福柯顛覆大寫的人,懷疑普遍的理性,從而走向了所謂的後現代;哈貝馬斯則以實踐主體取代先驗主體,以交往理性批判工具理性,從而希望藉此以繼續尚未完成的現代性工程

關 鍵 詞:現代性 主體 理性







20世紀後半期的思想家中,福柯與哈貝馬斯的對立無疑相當引人注目。他們二人風格迥然有異,觀點針鋒相對,且時有直接的理論交鋒。對此,國內學界已有述評,然而所針對的又往往只是雙方的具體觀點而少有整體的把握,這對於全面把握二者的思想脈絡和深入理解二者的思想分歧顯然有不足之處。本文試圖克服這一侷限,力求完整地闡明:福柯與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內涵存在根本共識,他們的分歧在於如何克服現代性危機。







一 現代性的哲學基礎:主體和理性



何謂現代性?國內外學界對此已有廣泛的討論,並表明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會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在此不想繼續這一討論,更無心給出自己的定義。筆者所關注的是:雖然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對現代性作不同的界定,現代性是否存在統一的哲學基礎?這一基礎是否得到了福柯與哈貝馬斯的共識?



哈貝馬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一書中對現代性的哲學基礎作了明確而系統的論述。在他看來,現代性的構想以理性爲基礎,其確立則在於啓蒙運動。啓蒙運動之前,對宗教權威的認同使得人們的思想保持統一,社會的各個系統成爲和諧的整體。但在啓蒙運動中,啓蒙思想家激烈地批判宗教虔信,這就必然高揚與宗教權威相對立的理性。對此,康德有極爲精當的概括:“啓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啓蒙運動的口號。”哈貝馬斯顯然贊成康德的觀點。



理性提升的前提,必然是“主體”的發現:沒有主體,誰來運用理性?哈貝馬斯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哲學經歷了兩次重大的範式轉換。第一次發生在中世紀早期,體現爲“本體論”向“認識論”的過渡;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體現爲“認識論”向“符號論”的轉換。而第一次轉換的核心即在於“主體”的發現:在本體論思維中,世界的主宰和終極依據是“神”——上帝或者具有神性本質的第一推動力、理念等——人只不過是神的創造物和無數存在者之一;在發生“認識論”轉向以後,人取代了神,成爲世界的中心。這樣人及其意識,即“主體”,從世界中分離出來而成爲由實在事物組成的客體的對立面。



可是,我們有必要發問:現代性的哲學基礎是主體和理性,這是否哈貝馬斯的一家之言而已?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我們可以考察現存的現代性模式。這其中最有影響的無疑是馬克思·韋伯的歷史-社會學解釋: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理性化的、祛魅的過程,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理性化;理性作爲現代性主流的意識形態之一,透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構了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這種解釋之所以最有影響,一方面在於它被廣泛接受,另一方面也在於它受到了廣泛的批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種種批判也並未從根本上否定該解釋的“理性化”內核,而無非以某一種別的合理性,如享樂的合理性批判韋伯的精打細算的經濟合理性而已。這顯然更沒有觸及主體,甚至倒更加維護了主體這一概念。其次,哈貝馬斯本人也並沒有認爲把現代性的哲學基礎歸結爲主體和理性是自己的創見。恰恰相反,他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一書中所強調的是:近200年來,西方哲學家從主體和理性出發分析現代性問題——一方面,黑格爾最早意識到建立在主體和理性基礎上的現代性的分裂,並試圖依靠理性來解決這一難題;另一方面,一些思想家看到黑格爾的理性立場並不能真正解決現代性難題,因而轉換思維模式,走向非理性或反理性。在這後一種立場中,即有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