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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植根於民間文化的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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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文認爲,《想象催生的神話——巴赫金狂歡理論質疑》一文對巴赫金缺乏深入的研讀,對狂歡理論的理解有明顯的疏漏。巴赫金不僅沒有“扭曲狂歡節真實的文化內涵”,而且透過狂歡論復現了被人們淡忘了的人類文化發展階段的生動景象,恢復了幾乎湮沒無聞的狂歡文化的原有風貌,揭示了由顛倒、褻瀆、逆向、貶低、嘲弄、戲仿這類語言構成的民間狂歡文化的深刻內涵。巴赫金的狂歡理論是深深植根於民間文化的創見,絕非想象催生的神話,其多方面的意義是被衆多學者的研究所證明的。

深深植根於民間文化的創見

巴赫金的狂歡理論 ① 十分龐雜。圍繞着巴赫金的狂歡理論的爭論,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從未消停過。特別是近年來尤爲激烈。在巴赫金開始學術活動的地方——維捷布斯克出版的《對話·狂歡·時空體》雜誌,曾專門連載了多國學者參加的有關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問題的筆談 ② 。該雜誌還發表了專門剖析圍繞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的悲喜劇遊戲的文章 ③ 。儘管爭論不休,但達到的共識是“狂歡理論是令人信服的”。

前不久,《文學評論》雜誌上發表了《想象催生的神話——巴赫金狂歡理論質疑》 ④ 一文,十分引人注目。文章觀點鮮明,反思、審視國外流行理論的勇氣和態度令人欽佩。但是,對一種理論的質疑不是無條件的,質疑的前提是先要弄懂該理論。在我們看來,《質疑》一文對巴赫金的狂歡理論的理解有明顯的疏漏。

《質疑》一文認爲,“巴赫金對狂歡節的描述並不是客觀的、不偏不倚的,而有着明顯的選擇性,並在這種選擇中對狂歡節的真實狀態進行了改寫”。支援這種看法的依據,主要有出版1860年和20世紀中期的兩種最權威的文化史著作。它繼而質疑巴赫金所謂的“三個臺階的理論跳躍”:一是“兩種生活”的觀點;二是把狂歡節提升到世界觀的高度的觀點;三是“與狂歡理論聯繫着的對話理論”。該文正確地看到了巴赫金對狂歡節的描述有明顯的選擇性,然而,它卻沒有明白巴赫金爲什麼要有選擇性?因此它不能把握民間狂歡節深刻的文化內涵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先來看一看巴赫金爲什麼要有選擇性地描述狂歡節。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巴赫金就從維謝洛夫斯基的文學樣式起源研究中深受啓發,開始他的狂歡詩學研究。他將弗洛伊德的意識與無意識延伸爲“官方的 ”與“非官方的”意識形態,並將這種劃分引申到文學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在他看來,文化是分層的,即可分成“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文化往往是以官方的價值標準爲中心建立起來的,在這一體系中,邊緣化的非官方文化(民間文化)或被排斥,湮沒無聞,或經過“他者編碼”後,被扭曲或變形,人們往往過分“相信”每個時代的話語,即或多或少相信這些時代的官方思想家的話語,而“聽不到人民的聲音,不善於去尋找和理解它那純潔的、沒有標記的表現形式” ⑤ ,例如,片面地想象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忽視民間狂歡文化。爲此,他選擇新的角度考察狂歡文化,發現“這種文化的規模和意義,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都是巨大的”,他的任務就是要恢復經過“他者編碼”後湮沒無聞的狂歡節的原貌,並以民間狂歡節獨特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在我們看來,要理解巴赫金的狂歡節這個概念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在巴赫金那裏,節日有官方和民間之分。第二,“狂歡節”一詞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巴赫金認爲,在狂歡節這個詞的狹義上來說“遠非是簡單的,意義單純的現象。這個詞將一系列地方性狂歡節結合爲一個概念,它們起源不同,時期不同,但都具有民間節日遊藝的某些普遍特點”;“各種民間節日形式的這種狂歡化結合的過程,不僅在不同國家,甚至在不同城市,都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時期完成的”;“ 狂歡節實際上已成爲容納那些不復存在的民間節日形式的貯藏器”。第三,“這許多民間節日形式雖然把它們的一些特徵(而且多數是最重要的)轉賦予狂歡節,但是仍繼續勉強與狂歡節保持平行而殘存下來”。第四,在拉伯雷時代,“狂歡節只是無數民間節日遊藝形式之一” ⑥ ,是廣義的狂歡節(意指一切狂歡節式的慶賀、儀禮、形式的總和)。實際上,巴赫金更感興趣的是狂歡化的問題,也就是狂歡節(又譯狂歡式)“對文學產生決定性影響”,亦即文學表現狂歡節慶精神的整個豐富多樣的民間節日生活的問題。按他本人的定義,“狂歡式轉爲文學的語言,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狂歡化” ⑦ 。他強調,對狂歡化的理解“不光是指狹義上和純粹意義上的狂歡節形式,而且還指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具有自身基本特點——在隨後的那些世代裏,當其他多數形式已經死亡或者蛻化後,這些基本特點就鮮明體現在狂歡節上的整個豐富的、多樣化的民間節日生活” ⑧ 。由於對巴赫金的這些基本概念把握不準,《質疑》一文關注的只是狹義的,而且是“現代化的”(今天理解的)狂歡節,這與巴赫金所指的廣義的狂歡節相去甚遠,因爲與此狂歡節“性質和風格(以及起源)相近的其他民間節日生活現象,除了少數例外,都已衰亡或者蛻化到難以辨認了” ⑨ 。它選擇自認爲最權威的兩種文化史著作作爲質疑巴赫金的依據,這恰恰暴露出它自己的“選擇性”有誤區。因爲前者有明顯的主觀性,布克哈特本人在此書中承認他的選擇和處理帶有主觀性:“一個文化時期的輪廓和其心理狀態在不同的觀看者眼裏會呈不同的畫面,本書所作的一些同樣的研究也極容易使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此外,這部書基本論點構成歷史學對文藝復興的正統理論,如一個現代資產階級文藝復興史家所說,“在這部書出版後五十年中,它的內容被大多數的歷史家幾乎毫無保留地接受了,直到今天它仍然代表着關於文藝復興的正統見解,雖然反對這些見解的風暴越來越猛了” ⑩ ;“在他對那一時代的描繪中,幾乎沒有一個筆觸不是其他人有足夠的理由希望加以修正的” 11 ,指責巴赫金“將一些邊緣的當作了核心的”是沒有道理的。巴赫金本人曾提到過布克哈特,他說:“布克哈特早就指出過,這些歡慶對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形式和世界觀,對這一時代的精神本身,影響何其巨大和重要。他並未誇大這種影響。而這種影響比他想到的甚至還要大得多。”巴赫金認爲,布克哈特並非沒有看到節慶活動的影響,問題在於“布爾克哈特指的是與其說是民間廣場的節日,還不如說指的是文藝復興時代宮廷的、純官方的節日” 12 ,而“官方節日,實際上,只是向後看,看過去,並以這個過去使現有制度神聖化。官方節日有時甚至違背節日的觀念,肯定整個現有世界秩序,即現有的等級、現有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