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尚書；文學批評；詩言志；辭尚體要；探討
《尚書》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總集，它記載了唐堯、虞舜、夏、商、周的各類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們今天稱之爲公文的告示，此外還有大量的帝王對臣下的訓導、告誡等。《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是零散的、寬泛的、蕪雜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這也正是文學批評理論萌生之時應有的現象。然而，由於《尚書》本身的狀況及其文學批評思想的零散性、寬泛性和蕪雜性，使得學界對其探討與研究不多，有許多文學批評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談。事實上，《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亦是十分豐富的，而且其中有許多思想對後世文學批評的影響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討和研究《尚書》中的文學批評思想。筆者此文僅就研習所得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一、關於“詩言志”的思考
“詩言志”作爲我國古代詩歌批評的綱領，最早見於《尚書·虞書·舜典》，其中記載了舜對他的臣子夔所說的關於(實爲詩樂舞)的一段話：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慄，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於傳聞，被認爲“大約是戰國時寫成的，所記舜的話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記，“詩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學觀。顧易生、蔣凡著《文學通史·先秦兩漢卷》指出，“詩言志”應有較早的淵源，並引《左傳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詩以言志”以證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了“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諸子賦詩言志的事件，其雲：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日：“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日：“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日：“‘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日：“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這是賦詩言志的真實寫照，並展示其言志之後的結果。而其中趙文子所說的“詩以言志”歷來被看作是“詩言志”思想的最早記載。不過，從趙文子所說的話來看，“詩言志”的說法在他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因此，趙文子不應該是最早提出“詩言志”思想的人。那麼，在我們目前無法證明《舜典》的記載者所記非實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認爲舜是最早提出“詩言志”的人，《尚書》是最早記載“詩言志”思想的典籍。
關於“詩言志”的內涵，許慎《說文解字》雲，“詩，志也，志發於言。從‘言’，‘寺’聲”，將“詩”解釋爲“志”，詩與志一體。楊樹達在《釋詩》中說：
“‘志’字從‘心’，聲。”聞一多的《歌與詩》在談到“詩言志”的時候指出：“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這裏的“懷抱”不僅指志意，而且與情感相關了。孔穎達《禮記正義》雲：“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爲情，情動爲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詩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後指出，“情和意都指懷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獻中，“這種懷抱是與‘禮’分不開的，也就是與、教化分不開的”。其實，對“詩言志”的理解不僅要從其自身詞義解析與引申入手，還應該考慮到其後舜所提出的“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歌永言”即“歌永其義以長其言”，(《尚書孔傳》)也就是“歌透過延長詩的語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詩的意義”；“聲依永，律和聲”即“依聲律以和樂”，(《尚書孔傳》)也就是“聲音的高低又和長言相配合”，“律呂用來調和歌聲”。由此可見，這三者作者都是從形式表達的角度思考的，無論是歌延長詩的語言，聲音與延長的語言相配合，還是運用律呂來調和歌聲，其着眼點都在形式，那麼，“詩言志”也就不僅具有“詩以言志”、“賦詩言志”的內涵，而且還表明了詩作爲志的表達形式，其文字形態是語言，詩要運用語言來形成，並透過語言來表達志向。語言是詩與志的中介，又是詩的存在形式。聞一多對“志”的三個解釋中雖然偏重於“懷抱”，但“記錄”其實也是“詩言志”一個意義取向，詩用語言來記載亦應包含在“詩言志”的內涵之中。
因此，“詩言志”中已經隱含了對文學本質的揭示。這說明，先秦時期儘管詩還不是獨立的文學形態，但是對詩是語言的這一點認識還是十分清楚的，進而對“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一文學理論的基本命題也有所認識。
二、關於語言表達的要求
《尚書》中十分重視語言表達，把語言表達同“道”聯繫起來，要求語言表達要以“道”爲準，並體現“道”的要義。《尚書》中對語言表達的要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書》對言語表達所提出的一個具體要求。《尚書·周書·旅獒》雲：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賤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間的關係，孔氏傳雲：“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在《尚書》及傳的作者看來，“志”與“言”是內與外的關係，存在於心中的是“志”，而表達出來的就是“言”，而制約這二者形成的則是“道”。“道”在《尚書》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觀事物的內在條理，看作是正義的社會規範，如《尚書·虞書·大禹謨》中說：“罔違道以幹百姓之譽，罔睇百姓從己之慾。”再如《尚書·夏書·五子之歌》中說：“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所以，“志”與“言”都必須用“道”來規範，這樣看來，“道”就成了“志”與“言”的客觀標準，無論是“志”的形成，還是“言”的組合，都要根據“道”的要求進行。那麼，從“言以道接”的角度看，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言語表達的規則，言語表達要以“道”要求爲基準，否則，就不符合社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