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999年三年當中，宋詞研究繼續升溫，研究範圍與深度進一步加大。時值20世紀末，回顧、反思以往的得失，展望、探討下世紀詞學研究前景及所面臨的問題，也蔚成風氣。所以這三年可以說是一個成果豐厚的小高潮。茲分類縷述如下。
一、詞史研究
論及詞史，不能迴避詞的起源。這一曾經引起持久爭論的問題依舊是學者注意的重點。劉尊明《詞的起源面面觀》（《文史知識》1999年第3期）、謝桃坊《宋人詞體起源說檢討》（《文學評論》1999年第5期）爲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解決提供了新的思路。
劉文將衆說紛紜、情況複雜的“詞的起源”化繁爲簡，即“一、詞起於何因；二、詞起於何時；三、詞起於何人。”並形成下列結論：詞在時間上產生於“隋唐之際”，其“真正淵源在民間”，“詞乃是在隋唐之際配合隋唐燕樂曲調，並以‘依調填詞’的方式創作出來的一種歌辭形式”。作者同時闡明瞭詞起源於民間的藝術原理，描述了詞起源於民間的大體過程。
謝文則認爲宋代更接近於詞的源頭，因而宋人“關於詞體起源的論述之中，必定存在某種比較接近歷史真實的意見”。並據此立論，具體考察了宋人關於詞體起源的論述，得到了宋人關於詞體起源的一系列資訊：宋人認爲音樂文學和古典格律詩體中所出現的一種變體，它的形成特點是新的“長短句”，在音律和聲韻方面有獨特的規定，因而不同於詩歌、古樂府歌辭和唐代聲詩；宋人認爲開元后盛行新燕樂，相應產生了以詞從樂的歌詞；宋人將詞體起源上限定在盛唐，下限定在唐末。作者以爲，敦煌曲子詞的發現證實了宋人意見符合歷史真實，其中兩首《獻忠心》無疑是詞體起源的標誌。
關於宋詞宏觀的發展變化，一直有學者試圖透過各種方式梳理、把握其脈絡，以期呈現“歷史的真實”。在這個問題上，以下諸家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討：
王兆鵬《宋詞流變史論綱》（《湖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以作家爲綱、以人系史，對宋詞的發展流程進行概括和總結。王文認爲，柳永發展了詞體，以其創調之功提高了詞的表現能力；蘇軾則進一步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開拓了詞的藝術境界；周邦彥注重詞的章法結構，使詞的藝術規範性得以提高，南渡前後女詞人李清照異軍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語言表現複雜微妙的情感心態；而辛棄疾以其傑出的創作成就，使詞體在文學中的地位得以確立；比辛棄疾略晚的姜夔移詩法入詞，使詞的語言風格雅化和剛化。
而王洪《試論唐宋詞發展史上的五個里程碑及其詞史意義》（《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以溫、柳、蘇、周、姜五人爲基點，對唐宋詞史流變進行了粗線條的勾勒，以爲溫庭筠奠定了詩莊詞媚的分野，其詞可稱“聽者之詞”；柳永偏於俚俗，爲“歌者之詞”；蘇軾以詩爲詞，稱“雅詞”；周邦彥以賦爲詞而趨工藝化，謂“賦者之詞”；最後，辛棄疾獨成一派，姜夔將詞推向工藝、高雅、朦朧化，可稱“清客雅詞”。
與上述兩文思路相似，梅大聖《論詞的傳統與東坡詞定位及創作動因》（《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對詞史發展的梳理圍繞着三個問題展開，認爲早期的隋唐民間詞以較強的社會功能與詩騷傳統相承，至晚唐五代側豔新風始取代了早期傳統；北宋初中期，歐陽修始有閒適曠逸之作；至東坡藉詞爲“詩之裔”理論表現莊嚴人生與冷酷現實，復早期傳統之“古”，從而給詞以新的生命力。
張雁《從（花間集〉到〈花外集〉——從詞集名稱看宋人詞學觀念的演進》（《文學遺產》1999年第4期）則從詞集的具體名稱和變化入手，描述了宋人詞學觀及其變化軌跡。詞由花間尊前的歌詞走向社會，走出兒女之情的狹窄空間，在詞集名稱的發展變化上得到了直接明顯的體現。而蔡義江《從花間尊前到慷慨悲歌——詞的特點及發展》（《文史知識》1998年第3期）以詞的形式結構特點、發展歷程和重點作家爲線索，也清晰勾勒出了詞的發展脈絡。
除了詞史的宏觀研究以外，對於詞史階段性和橫截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篇文章：
王洪《論東坡詞的“雅化”及其對詞史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剖析了東坡“雅化”對詞史的重大影響，認爲蘇軾“以詩爲詞”本質上是引詩之雅以改造詞之俗。“雅”的內涵已由言志變爲宋士大夫以歸隱爲中心的精神宣泄。蘇詞以題材、境界、藝術手法三者之雅完成了這一改造。其影響自秦、周而達姜、吳。
鄒志勇、韓曉東《論北宋前期詞的過渡意義》（《晉陽學刊》1997年第2期）分析了北宋前期60年中詞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經歷以及由此引起的詞作的個性色彩和對現實的關注，指出60年詞史對於宋詞的過渡意義在於：一是宋詞繁榮的先聲；二是對提高詞體的地位功不可沒。董希平、劉尊明《宋初五十年詞壇岑寂探因》（《古典文學知識》1998年第6期）則分別以“汴都不唱江南詞”、“江南才子江南老”、“豔風雖發歸寂寥”爲題，對宋初50年詞壇創作不振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指出宋人對亡國之音的警惕、對南人的歧視以及對媚軟豔風的排斥、抑制，壓縮了詞的生存空間，造成了宋詞50年的岑寂局面。
喬力《主體意識的高揚：論北宋中後期詞的兩種藝術精神及創作特徵》（《齊魯學刊》1998年第1期）對北宋中後期到南宋前期這一詞史巔峯期的藝術精神及創作特徵進行了考察，認爲蘇軾變詞爲陶寫之具、弘揚主體意識、提高詞的文化品位和周邦彥專心詞法、建立規範、示人門徑是本階段詞史的重要特徵；而這一時期的藝術精神則可以表述爲：本體意識強化和主體自覺性的高漲、新舊傳統錯綜融匯、多種風格競豔並馳及藝術水準成熟完美。
至於南宋詞，陶爾夫《南宋詞與清代詞學研究中的困惑》（《求是學刊》1998年第3期）描述了自宋至清的尊南宋與尊北宋之爭的過程及清代長期存在的尊姜夔、張炎與尊辛棄疾之爭，指出南宋詞思想內容的高、闊、深，藝術技法的精、新、美，風格體式的豐富、齊備，已達歷史極致，而清人面對南宋詞所表現出的困惑迷失，實是對南宋詞的歷史評價和整體觀照存在欠缺和失誤，這一點，在現在和將來都值得我們借鑑。
二、類別研究
三年之中，對不同類別、主題詞的研析也日趨細密。諸葛憶兵《北宋末年俗詞創作論略》（《北方論叢》1997年第2期）論述了俗詞創作興盛的原因及盛況，認爲“北宋末年社會上層的縱情聲色及世風的變化爲俗詞的創作提供了適宜的環境和土壤，其時不同階層、地位、風格、流派的作家皆被捲入俗詞創作”，其內容題材亦非常廣泛，無所不包。
李揚則從審美形態嬗變的角度對兩宋俳諧詞進行動態考察，其《宋代俳諧詞創作審美變化闡論——兼及中國傳統喜劇精神的思考》（《東方叢刊》1998年第1期）描述了宋代俳諧詞由“語言技巧的滑稽”到“以孜孜於詞作風蘊上詼諧意趣的構建”到“以政治批判、社會諷刺爲主要審美形態”的三種形態、兩次轉型，從而顯示出“以倫理爲本位的文化規範，以謔而不虐爲抒情方式的文化需求，構成了中國傳統喜劇精神的取向”。
劉尊明《宋代的祝壽風氣與壽詞創作》（《文史知識》1998年第3期）對壽詞繁榮的內外因素進行了歸納，指出宋代濃厚的遊樂風氣、特異的社會心理和強化禮教倫理的理學興起促成了祝壽禮儀的繁盛，是壽詞繁興的土壤；而詞的音樂屬性爲娛樂功能、“應社”的外部需求與“自壽”的主體需求，又成爲壽詞繁興的內在機制。
曹治平《“長歌之哀，過於痛哭”——論宋代傷悼詞的審美價值》（《蘇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在考察傷悼詞的源起、發展基礎上，分析了宋代悼妻、夫、友及姬或其他情人詞的感情內容及悲劇意象；認爲注重顯示情感體驗的兩極對立和今昔興廢生死真幻的反差對照，常常運用悲劇意象羣並融入悲劇時代主體意志與社會現實的強烈衝突是宋代傷悼詞結構藝術之所在；作者並挖掘探討了蘊於其中的文化審美價值。
小令和長調這兩種體制，有葉嘉瑩《從文字之潛能與讀者之詮釋談令詞的美感特質》（《文學遺產》1999年第1期）和王勇《長調詞的勃興》（《東方論壇》1997年第3期）兩篇文章分別予以關注。葉文以爲，“詞內涵的豐富潛能可以使讀者把那種個人世界感情的本質推廣到世間人類的共同感情，使之產生某種更深遠的哲理性的感發和聯想，從而做出更爲深廣和更爲超妙的詮釋”，而令詞這一獨具的美感特質可以透過文化語碼或符號顯微結構提示和詮釋。與葉文側重文字的開掘不同，王文則側重史的把握，縱向評析了長調詞的淵源、體制與特徵，認爲長調詞初生於唐五代，勃興於北宋前期，標誌是柳永等人的出現，其貢獻在於完善形式、深化內容、開創了“鋪敘展衍”、“多近俚俗”的新詞風。此外，張先、歐陽修、晏幾道諸人，於長調詞之勃興，亦有創調之功。
三、詞派研究
詞派的研究近年來也逐漸引起學界重視。劉揚忠先生的《唐宋詞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詞派研究的重要著作。其《南宋中後期的文化環境與詞派的衍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7年第6期）論述了詞派轉關的一段過程：南渡詞人羣和稼軒豪放派後，受稼軒風、理學鼎盛與“復雅”勁風的制約驅策，南宋詞繞過剛硬粗豪而遙承花間，呈多元格局，稼軒派、學周（清真）派和姜張騷雅詞派三足鼎立，其中姜張派最盛，而以麗密質實著稱的吳夢窗一派，乃學周之特殊派別，屬三大派之內。
龍建國《大晟府與大晟府詞派》（《文學遺產》1998年第6期）對大晟府設定的時代背景，大晟詞派“平、工、和、雅”的詞學觀，“源流從柳氏出”的藝術淵源，多樣的題材和豐富的藝術經驗進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大晟府詞派“上繼柳永、秦觀，下啓風雅詞派，在詞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諸葛憶兵《大晟詞風和北宋末年世風》（《文學遺產》1998年第6期）則從社會風氣的角度一窺大晟詞派之貌，描繪了大晟詞人受當時諂媚、浮靡、趨雅世風的影響，其創作也呈現出諛頌詞、俚俗詞、醇雅詞並行繁榮的局面這一歷史原貌以及大晟詞在詞體演進和認識社會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張叔寧《北宋詞壇兩大文學派別初探》（《南京理工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則以創作風格、價值取向、文學淵源爲標準，將北宋詞壇分爲兩大派別，即晏、歐、蘇爲代表的士大夫詞派和柳、周爲代表的伶工詞派，作者認爲，兩大羣體各自處於同一社會層面，具有相似的生活環境、審美情趣，並由此產生共同的創作傾向。
孫方思《唐宋詞人不宜分爲婉約豪放兩大派》（《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又重拾陳年公案，以爲隨着詞的發展，在題材上不斷豐富擴大；在方法上，因人、內容而異，互相影響；在風格上，不同人、同一人在不同時期，也往往不同。因此，婉、豪二分法不利於科學瞭解詞的發展全貌及評價詞人創作。
四、詞調及詞的`審美藝術研究
首先看創作研究，《詞調考源及其它》（《中國韻文學刊》1997年第1期）一組五篇文章，謝桃坊《〈滿江紅〉詞調溯源》、劉慶雲《短調深情——〈臨江仙〉詞調及創作漫議》、嶽珍《〈念奴嬌〉詞調考源》、龍建國《〈沁園春〉的形式特點與發展歷程》、王兆鵬《淺論〈水調歌頭〉》對所涉詞調作了較爲詳備的考索，並結合創作實例對其聲情特點、藝術容量及特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融詞史、創作、聲律介紹於一體，於人頗多啓發。而苗青《唐宋詞結構問題略論》（《聊城師範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則循着唐宋詞構創過程，對其結構進行了研究總結，即構創前，情緒、音樂是影響詞體結構形成的兩大因素；展開時，線性與迴環是生成詞體結構的兩大類型；成體後，渾化、縱深、自然構成了詞體結構的三大風格特色。
胡遂《論唐宋詞創作旨趣的發展演變》（《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試圖將對創作發展過程的勾畫與對審美理想的確立過程的描述合二爲一，作者總結道：中唐前後，王建、白居易諸人仍以“以趣（俳諧幽默）爲詞”爲風尚；至晚唐，溫庭筠確立了以“韻（風神韻致）”爲主的特致；至五代，西蜀南唐“以韻爲詞”與“以色（色情性感）爲詞”兼有；至北宋，柳永“色”“趣”“韻”“氣（感慨意氣）”兼具而以“色”爲著，稍後晏、歐一派求韻、蘇軾一派求氣，至周邦彥豐富了韻之內函；南渡後，世積亂離，詞多主氣，而辛棄疾集大成，氣韻結合則成就了姜夔詞；南宋末，則是“主韻”爲主，“主氣”爲輔的時代，前者有劉克莊、劉辰翁，後者有史達祖、吳文英諸人。
其次看詞學的審美研究。李康化《從清曠到清空——蘇軾、姜夔詞學審美理想的歷史考察》（《文學評論》1997年第6期）一文，就詞學審美理想與文人精神這一更爲內在的緯度，勾畫了從蘇軾之清曠到姜夔之清空的嬗變過程與詞學演進軌跡，抽繹出東坡與白石之間相關聯的美學意旨，認爲白石“陶寫寂寞”實傳東坡“以詩爲詞”的衣鉢。張廷傑《論南宋詞學審美之變異》（《文學遺產》1997年第4期）則闡釋了北宋亡國之後宋人詞學審美所發生的變異。概而言之，可分爲兩期：前期破中有立，重在言志命意，多以感懷國事、抒寫憂患爲美；後期漸趨偏狹，惟尚“騷雅晴空”，多以音律和諧、字面精雅爲美。前後兩期雖皆尚“雅”，但內涵卻迥然有別。 以文章章法爲參照審視詞的美質，葉嘉瑩《神龍見首不見尾——談〈史記·伯夷列傳〉的章法與詞之若隱若現的美感特質》（《天津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以爲，唐宋詞以隱約幽微爲美，貴在有一種“低迴要眇”的“言外之意”，《史記·伯夷列傳》章法和口吻亦一反常規，有一種變化莫測之致，使人難以遽窺其意旨何在。究其原因，是由於司馬遷內心恰好也有後來詞學家論詞時所說的那種“賢人君子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從而在文章中流露出處在壓抑屈辱之中仍堅持理想的“弱德之美”，這與詞的美感在本質上是相通的。
其三是探討意象在構築詞美中的作用。趙梅《重簾復幕下的唐宋詞——唐宋詞中的“簾”意象及其道具功能》（《文學遺產》1997年第4期）認爲，一定時空座標之上的意象“通常體現着特定主體的特定心態”，乃至“整個時代的審美取向或者某個羣體的審美情感、審美模式”。作者取“簾”爲樣本，總結其淡月疏簾、雙燕重簾、幽夢曉簾、風雨秋簾四種模式，歸納出四種功能，即爲詞情發展提供“典型的”和“特殊的”場景、爲讀者提供別具一格的美感類型、有助於構築幽深惝恍的詞境和描摹細婉隱祕之心緒。
趙文之外，尚有高峯《古詩詞中的鞦韆》（《古典文學知識》1997年第1期）論及了“鞦韆”由一種運動遊戲的器具進入詩詞，成爲歡樂、悲傷、離愁、悽婉的象徵，創造出纖綿、幽約的悲劇美的意象化過程。
五、詞的文化學研究
運用文化學的方法解釋詞學的有關難題，近年來逐漸引起學者的興趣。王曉驪《逐弦管之音，爲側豔之詞——試論冶遊之風對晚唐五代北宋詞的影響》（《文學遺產》1997年第3期）對冶遊這一社會風尚在唐宋詞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梳理：中唐冶遊之風盛行，引起社會風氣與心理的改變和文學審美情趣的轉移，促成了詞體的萌芽和初興；冶遊之風直接促成了晚唐五代詞風“豔化”和北宋中期慢詞取代小令這兩次轉折；在詩、詞分流中，冶遊之風盛行又促進了詞“本色”風格的建立。劉揚忠在《古典文學知識》上刊發以《中華千秋詩酒緣》爲總題的系列文章，以酒爲媒介，剖析歷代文風與特定文化氛圍、文人心態的關係，其中《中華千秋詩酒緣——宋代閒雅清曠的詩表》（1997年第4期）論述了宋代詩與酒淺斟低唱的姻緣所映射出的閒雅清狂的士人心態，將詩與詞置於深廣的時代背景和濃郁的文化氣息中予以觀照，具有強烈的歷史感。
劉揚忠《北宋時期的文化衝突與詞人的審美選擇》（《湖北大學學後》1998年第3期）同樣分析了北宋詞風格流派消長背後的文化動力：北宋是封建政治經濟從鼎盛走向沒落的時期，也是中國正統文學與市民文學盛衰交替的轉變期，對詞體創作的影響表現爲市民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新興都市文化與傳統士大夫文化的矛盾衝突和融合妥協。自柳永俚俗一派，歷三百年的雅俗之爭，南宋“復雅”風潮，一系列詞風詞派的消長更替，無不是在上述文化作用的推動下發生。
沈家莊《宋詞文體特徵的文化闡釋》（《文學評論》1998年第4期）一文則從宋詞作爲宋型文化的一部分爲基點展開，認爲在宋代原本對立的“世俗”“高雅”觀念開始滲透交融；金錢和富貴、自由與享樂、才子詞人的獨立人格三種價值構成了新的人生價值觀念；上層精英文化世俗化而民間世俗文化士紳化，大傳統文化與小傳統文化交流互動成爲必然趨勢。這在文學藝術上表現爲宋樂改作和宋詞繁榮，作爲“新聲”的宋詞不僅負載起文化觀念交流碰撞時所產生的情緒騷動和精神彷徨，其自身的開放性與多元音樂的融合的個性也使它成爲開放的、多維複合的宋型文化的新價值的象徵性本體。
此外，詞的產生髮展，除了需要音樂環境之外，各種社會風尚習俗亦是必要的文化因素，沈鬆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論綱》（《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便論證了這一點。沈文以詞是一種“文學——文化現象”、風俗使詞化合成爲“文學——文化現象”、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的範圍與任務三題，闡述了研究唐宋詞，離不開社會文化學的環節和視域。
六、詞論研究
詞學理論是已經引起重視的薄弱環節，相關文章如次：劉揚忠《研究者要重視理論》（《文學評論》1997年第4期）結合研究現狀，批評“疏遠與鄙薄”理論的弊端，指出研究上“真正的突破”是在紮實的理論建設與積累達到一定的高度後來臨的，在眼下，除了逐步整理古代文論之外，還必須研究本學科的學術史，看清本學科研究史上理論運用和積累的情況如何，今後的理論建構與運用應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進行，從哪些方面着手，等等。
首先看關於意境的論述。施議對《論“意+境=意境”》（《文學遺產》1997年第5期）對意與境的含義重新加以界定爲“人與事合成意”、“時與地（空）合成境”，將意境的創造分解爲立意與造境兩方面，立意包括新與舊、大與小、有理與無理的選擇及確立三法；造境則包括拓展時空容量、推移變幻時間次序及空間位置、時間空間化與空間時間化以表達無窮之意三法。與施文“透過對於立意、造境之方法、過程及結果的體驗，爲實際意境創造提供具體事證”的目的不同，陳忻《論唐宋詩詞意境的“虛”與“實”》（《重慶師院學報》1997年第3期）具體論證了意境創造中的“實”法三種及“虛”法五種，認爲“二者不是單純技法問題，而是與作者審美、氣質有關，不能簡單判其高下”。
其次看對於詞論的宏觀梳理。方智範《關於古代詞論的兩點思考》（《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突破兩極對立思維模式，在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四者之間關係中轉移視角，對李清照的本色理論、蘇軾的詩化理論、辛派的言志理論及風雅詞派的雅化理論進行了闡釋評判，從而勾畫出宋詞論全新的面貌，展示了其多元價值取向。而李揚《關於詞學批評研究的若干理解與思考》（《陰山學刊》1999年第2期）則將“詞學批評”概念界定爲：“它是涉及並深入到詞學本體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由詞學現象所引發、對詞學發展具有參與、建設功用的一種文學批評活動。”作者從古代文論專著、詞學研究著作、單篇論文三方面對詞學批評研究及現狀進行評估，作出了“基本研究條件成熟、材料完備而研究工作滯後”的結論。
此外，楊萬里《略論詞學尊體史》（《雲夢學刊》1998年第2期）從尊體這一角度透視整個詞學史進程和詞學獨立史，以“詞學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推尊詞體的歷史”貫穿始終，亦不失爲把握詞論一法。
七、總結與反思
全面盤點、思考20世紀詞學研究的工作，1998年就已經開始了。胡明《一百年來的詞學研究：詮釋與思考》（《文學遺產》1998年第2期）分詞的傳統與傳統詞學；二十年代：現代詞學的崛起；三十年代：兩隊人馬各做各的；五六十年代：曲折演進的新格局；八九十年代：全面繁榮及繁榮下的思考等五部分對百年詞學的發展與佈局進行了總體概括。
王兆鵬、劉揚忠則在《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分別撰文《傳播與接受：文學史研究的另兩個維度》和《本世紀前半期詞學觀念的變革和詞史的編纂》，前者提出文學史研究應由作家—作品的二維研究轉向作家—作品—傳播—接受的四維研究，即既要重視傳播方式、過程、途徑、觀念、出版法規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又要注意讀者對作品閱讀闡釋的動態變化，才能圓滿解釋文學史上的一些問題，近年來王先生將傳播接受理論應用於詞學研究，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後者則追溯了詞史觀念的形成與變革，分析了以詞體文學爲專門對象的“詞史”的出現相對滯後的原因——詞學觀念解放的契機來得較晚，該文實際上可以作爲微型的《20世紀詞史編纂研究》來讀。
謝桃坊《唐宋詞遺存難題述略》（《社會科學研究》1999年第2期）將20世紀無力解決的難題進行了清理，歸納爲詞體的起源、敦煌曲子詞與中原文化的關係、宋詞的流派、詞體的分類、詞韻的分部與入派三聲、詞樂的重構、詞體的文學性質七大難點。
最後，嚴迪昌、劉揚忠、鍾振振、王兆鵬的《傳承、建構、展望——關於二十世紀詞學研究的對話》堪稱20世紀詞學研究的繼往開來之舉，該文確定20世紀詞學的傳承、變革與格局建構的性質爲新舊思想、觀念、方法碰撞的新詞學，而非傳統詞學的傳宗接代的延伸或複製；評價了以承續晚清民初舊詞學爲主的傳統派和藉助現代文藝學解決詞學問題的新派這兩大宗派的學術貢獻與歷史意義；總結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這兩大詞學巔峯階段的成果；分析了海外詞學研究狀況；指出了20世紀詞學研究的不足：結構不均衡、重宋輕清、忽視理論建構，爲未來詞學研究規定了三大目標：完善研究體系；發揮個人專長，確立研究個性；填補研究空白，開拓新領域。
劉尊明、王兆鵬《本世紀唐宋詞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與上述四位專家的對話有異曲同工之妙。該文對20世紀唐宋詞研究成果進行了分類統計，列出了20世紀“詞學研究及唐宋詞研究總成果一覽表”，“唐宋詞研究成果時代分佈一覽表”、“宋代詞人研究成果一覽表”等6項統計表格，並在此基礎上考察了20世紀唐宋詞研究的基本風貌、發展歷程、關注熱點、研究格局，得出了全面、系統的結論。文章也反思了研究現狀的兩大不足：（1）研究格局失衡，即重唐宋輕明清，重大家冷小家；（2）研究佈局混亂，選題重複，行爲不規範。
八、新文獻的發現及其他
王小盾《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詞〉批註》（《揚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首次向世人批露了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詞》批註，作者從《全宋詞》批註的方式風格，關於詩詞之辨、調名格律和文體，關於“主藝不主文”諸方面，全面介紹了其中的獨特見解、學術內涵和貢獻，認爲任先生的批註預示了一個嶄新的宋代文藝學的建立。
王兆鵬《詞學祕籍〈天機餘錦〉考述》（《文學遺產》1998年第5期）全面介紹了作者自臺北中央圖書館查到這部世所罕見的詞籍的情況，對該書的文獻著錄情況、成書年代、內容、價值等進行了考證評述，考訂了書中部分佚詞作者和誤題作者的詞作，從而使這一部自明清以來鮮有見者之書重見天日。孫XX《小議〈歷代詞人考略〉的作者及其學術價值》（《文學遺產》1997年第2期）考證了這一爲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及後來論著頻頻引用而現在卻已消失多年、難窺全豹的著作的一些情況，認爲該書實爲劉承幹出資籌劃、況周頤著。
鍾振振先生《中國古典詩詞的理解與誤解》（《文學遺產》1998年第2期）以深厚的學養，透過六個個案，分析了唐宋詩詞被讀者誤解的嚴重情況，強調了“學人之拙”與“詩人之慧”兩種素養在古詩詞解讀問題上的重要性。
返觀三年來的宋詞研究，成果豐碩，然正如時賢所論，由於研究力量缺乏宏觀調配，致使一些課題的研究難以深入、系統，乃至重複操作，造成了研究力量的浪費；而研究方法的改進，也是新世紀宋詞研究所必須面臨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