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城鎮模式。主張這一模式的人認爲，城市化道路有其獨特性，中國剩餘勞動力人數高達2億多人，靠大城市解決不了這樣多的人口失業壓力。解決的辦法應該是發展小城鎮，使廣大農民由農村遷移到附近的集鎮，小城鎮是解決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根本出路。還認爲，小城鎮是城市與農村的結合點，它加強了城鄉之間的聯繫，將城市中的高、文化、聯繫推向農村，協調了城鄉之間的均衡發展。80年代中期以來，小城鎮在我國，特別是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有了較大的發展。目前，全國有小城鎮5萬多個，吸納人口一億以上。當然，小城鎮模式顯然有其侷限性，它更多地是適合於江南地區，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北部和中西部地區，小城鎮模式顯然是不適用的。近來，人們也常常批評，小城鎮的.集約化程度低、經濟效益低下、能源耗費指標高，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在逐年下降。另外，小城鎮城市化程度較低，它實際上可能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另外，也有批評認爲，小城鎮的戰略使得中國城市化的進程速度變得更爲遲緩。
第二，中等城市模式。主張這一模式的人認爲，無論是小城鎮還是小城市都不是解決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根本出路。小城市或小城鎮投資效益低下，土地浪費嚴重。目前星羅棋佈的小城鎮或小城市佈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顯，城市建設無序、管理混亂，類似於一種擴大了的農村，換言之，出現了城市建設中的“農村病”。因此，與其“撒胡椒”面似地投資於5萬多個小城鎮或小城市，不如將有限的資金投放於適當數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約在50萬－100萬，它既可發揮生產與城市社區的聚集效應，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第三，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對於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發展，過去，人們多持批評態度，認爲這種模式造成擁擠、能源供應不足、環境污染等等。然而，近年來，一些專家學者指出，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優越性。超大城市是經濟活動、商業交往的中心，商業、服務業的需求和消費數量巨大，聚集效應造成了經濟的高度繁榮。經濟繁榮和人口密集也創造了無數的就業機會。在超大城市的發展中，周邊衛星城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環節，衛星城與中心城市相呼應，形成了廣闊的經濟增長地帶，往往帶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如果將密集型的居住模式與分散型的居住模式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前者能更有效地利用資源與能源、控制環境污染。超大城市的優越性在亞洲的模式下表現得更爲突出。亞洲國家人口密度大、資源有限，因此，超大城市的發展更爲突出，象日本、韓國、泰國等都是超大城市聚集了大部分人口，新加坡、香港等更是超大城市的聚集區。我國也正在形成以廣州、深圳爲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爲中心的長江三角洲集中聯片超大城市區域。一般說來，由於水源的短缺，我國北方不適於建設集中連片的超大城市區域。
筆者以爲，以上三種模式並不互相排斥。我國地域大，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城市化絕不可能是一種模式，而應是多種模式。哪一種模式適合該地區的情況，就應採用哪一種模式。
除此以外，筆者以爲還有第四種模式，筆者稱之爲“鄉村生活的城市化”。這裏就遇到了什麼叫做“城市化”的。傳統上，城市化指的是人口聚集到少數區域、該區域內非農產業佔據主導地位。然而，當代中傳播、通訊、交通的高度發達，大大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這樣“聚集”可以是跨區域的；在產業結構上，高技術產業、資訊業幾乎統治了各個產業領域，在生物技術指導下的農業已失去了傳統農業的含義。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大批生活穩定的中產階層已從市中心遷到了城市郊區居住，他們在郊區的生活方式與城市裏面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區別。因此，在當代社會，城市化也成爲一種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創造的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也可能在農村得到普及。從我國的現實看，當我們向城市農民工詢問他們將來的去處時，大多數農民工表示，他們掙夠了錢最終還是要回家鄉去，在家鄉辦工廠、做買賣，要象城裏人一樣安排生活。因此，鄉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爲我國農民未來的一種選擇。也就是說，鄉村雖然仍保留，但生活方式已發生了根本的變革。機械化的勞動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現代的文化生活、閒暇生活等，這些都與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沒有本質區別。而且，由於農村中的環境優於城市，而使得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更具吸引力。
在大中小三種模式的選擇上，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採取的是一律嚴格控制的對策，即在對策上不鼓勵任何一種城市模式。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採取的是鼓勵發展小城市戰略，同時，對於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實行比較嚴格控制的作法。當然，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放開了暫住型的流動人口，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因此，實際上，農民工還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流入城市的農民工，基本上還是與該城市的人口成正比例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