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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醫療保險中醫方道德風險問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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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我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時,我們不難發現在醫療救治過程中,正是由於存在着第三方支付制度與資訊不對稱現象,我們患者多數時候處於劣勢地位,從而促使醫療服務提供方發生道德風險。本文將從制度社會學的視角,透過內在自身素質的提高與外在監督制衡機制的完善,切實有效地規避社會醫療保險中醫方道德風險。

社會醫療保險中醫方道德風險問題論文

關鍵詞:醫方道德風險;制度社會學;日常生活;監督制衡機制

一、對醫方道德風險的質疑

1.醫方道德風險的界定

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中存在着多方的道德風險,造成極爲惡劣的影響,而醫方道德風險由於具有原發性,更是整個社會醫療保險的核心問題。解決醫方道德風險問題是解決醫療保險體系中所有問題的關鍵所在。醫生道德風險主要是指醫生爲了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憑藉着資訊不對稱的優勢,誘導患者過渡消費,而這一行爲不僅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而且還有可能損害患者的利益,患者和醫生目標函數的不完全一致,醫生從事滿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有悖於患者目標和利益的非協作、非效率的活動,致使患者的風險成本增大,產生道德風險,從而造成患者的利益損失。

2.醫方道德風險的表現形式

在醫療保險市場,參保患者得到的資訊是不充分的,在整個過程中是處於不利的位置,再加之醫生爲達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使醫方道德風險表現形式有多種:

2.1過度檢查

醫生由於在醫療服務救治的過程中是處於優勢地位,他們爲了自身利益,可能誘導參保患者做一些根本不需要的高新儀器的檢查,這樣他們就會得到巨大的利益。

2.2濫用藥物

我們近年來一直在提“醫藥分離”,因爲我們知道醫生會在藥品中得到巨大的回扣。藥品分爲甲類、乙類和丙類,醫生則會向患者提供高價位的丙類藥品,而患者由於資訊不對稱也只能聽從醫生的安排。

2.3過渡收費

醫療服務提供方由於具有絕對優勢,開出的收據對於一般人來說都是看不明白的,並且參保患者也不會有時間和心思細細對照收據。醫療服務提供方抓住這一特點,能開出“天價”的住院收據。

二、醫方道德風險的成因分析

1.醫方道德風險發生的直接原因

醫療服務提供方擁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爲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醫方道德風險是很容易發生的。而發生的直接原因大體可以從醫療服務的特殊性和參保患者的特殊心理兩方面來說:

1.1醫療服務資訊不對稱促使醫方道德風險發生

在整個醫療服務救治的過程中,醫生擁有着豐富的資源,具有絕對的話語權。他們瞭解參保患者的身體狀況,並且利用參保患者及其家屬求醫心切的心理,誘導其過度醫療,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而參保患者及其家屬過度相信醫生,缺乏醫療知識並且不可能將過多心思放在其他方面,從而導致醫生更加肆無忌憚的亂開藥方、濫用藥物,當疾病治療是具有不確定性時,參保患者及其家屬只能接受醫生的安排。

1.2參保患者特殊心理助長醫方道德風險不正之風

我們不難發現在醫療服務救治的過程中,參保患者憑藉着自身有醫療保險的優勢,可能也會向醫療服務提供方要求本來並不需要的醫療服務項目。與此同時,醫生正好利用這一心理向參保患者提供過度的醫療服務,這也會致使過度醫療的產生,增加了醫方道德風險產生的可能性。

2.醫方道德風險發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國的社會醫療保險體制中第三方支付被認爲是導致產生醫方道德風險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從心理上講,患者和醫生在交易的過程中的感受都是免費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由於醫療服務提供方並不受參保患者支付能力的約束,其結果必將是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背離。另一方面,社會醫療保險越全面,參保患者個人對其行爲後果承擔的責任就越少,承擔損失的行爲動機就越少,參保患者的精神收益就越大。醫生抓住參保患者這一心理,於是就存在着過度供給的動機。

三、制度社會學視角下的醫方道德風險

制度社會學是制度理論的系統化、學科化,它是從社會學角度,以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去研究制度問題。如果我們從制度本身去研究醫方道德風險,就可以從制度入手。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約束和規範人們的行爲,只有規範的制度才能爲人們自覺遵守。從制度社會學的視角去分析醫方道德風險,可以從根本上遏制住醫方道德風險的發生。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到過:好的制度是這樣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夠最好地使人改變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夠剝奪他的絕對的存在,而給他以相對的存在,並且“我”轉移到共同體中去,以便使各個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一個獨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體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如果制度是規範的,我們的一切社會行爲都是正常並且有序的。醫方道德風險是存在於醫療市場混亂的社會背景下,我們透過制度的規範來糾正醫療市場的不良秩序可爲首選對策。所以,我們可以在制度社會學的視角下找到以制度規範爲途徑來根本地解決醫方道德風險問題。從而我們可以透過制度規範的實現來達到規避醫方道德風險的目的。

四、制度規範的實現規避醫方道德風險

隨着我們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加速了社會結構的分化,我們的思想在發生改變,所以會有一種現象產生: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並未必帶來正義觀的進步。這樣造成了制度不規範。並且,隨着改革不斷深入,社會各階層利益不斷分化調整,也出現了一些制度不規範的問題。追其根源,在我們現在的社會文化大背景下,我們是難以明確何種作爲是規範的。因此,爲了可以實現制度規範,有學者提出日常生活是制度規範的基礎。日產生活之所以是衡量制度規範的基礎,是因爲我們可以將自己最真實的狀態展現出來。由於民衆會對制度的`事情產生共鳴並進行評價,因此,我們就會透過日常人際交流活動來感知什麼制度纔是規範的。我們上面所談及的是可以稱之爲思想觀念來對制度規範進行重建,但是我們能清楚地知道,這種思想觀念的提升並非一朝一夕,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一部分人不可能不將經濟生活、政治生活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那麼,爲此,我們不得不提出一種監督制衡機制來輔助制度規範的實現。將其考慮到我們的醫方道德風險問題研究中,我們可以將監督制衡機制分爲內部監督制衡機制和外部監督制衡機制。一方面,加強內部監督制衡機制。我們知道醫療服務體系中存在着公共權力,在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和醫療服務體系中存在着平級部門與上下級的關係。如果我們將內部監督制衡機制分爲平行監督制衡機制和縱向監督制衡機制,並設立獎懲制度。不過我們在運用內部監督制衡機制的同時,還應理順醫療體系內部監督制衡機制,大體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第一,改善行政的監督制衡;第二,健全司法監督制衡。由於如果不遵循制度正義而產生了道德風險,這是會帶來很高成本的。另一方面,加強外部監督制衡機制。外部監督制衡主要是醫療體系職能部門與社會大衆之間的關係,近年來,由於網絡時代的到來,資訊技術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網絡輿論的規模與速度呈爆發態勢,其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制衡作用也顯現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不過,我們還是應該透過提高公民意識,使其具備一定的知識水平,這樣反饋出來的更多的是精品。並且,提高公衆的參與能力,這樣我國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和醫療服務體系的公衆參與方能達到一個更高的高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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